摘要：“鲁学”是汉宣帝即位之初，韦贤等经学名臣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以为比较《公羊》“齐学”，作为“鲁学”的《谷梁》宜兴起。但在西汉中期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多数致力于“灾异学”的研究，并不存在诸如后世学者所说的“鲁学谨严”“齐学驳杂”等学风、方法、学说等界限清晰的“齐学”与“鲁学”。而秦汉时期，齐、鲁“初政”的“霸”“王”之分是儒家常讨论的固有话题，韦贤等对“齐学”“鲁学”的优劣判断标准，大体根据在战国以降儒家对传说中齐、鲁“初政”区别，也就是姜太公“霸道”与伯禽执行周公“王道”区别的观念上建立的。
关键词：鲁学,齐学,经学,王道,霸道
《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①“鲁学”“齐学”及《公羊》为“齐学”与《谷梁》本“鲁学”的称法即源于此。《汉书》中的这一段话，除在学史上提供了两个名词以及概念外，其蕴含的历史及当时人的观念讯息也是十分丰富的。首先，汉宣帝初即位时，距汉高祖刘邦建国已有一百余年的时间，“齐”与“鲁”这两个西周初开始存在的诸侯国早已灭亡。
虽然，在西汉也曾多次有同名的诸侯国设置，但其辖区频繁变更，已和两周齐、鲁旧国地域的范围大不相同了。大抵“齐”“鲁”在西汉中期只作为地域名存在，这里的“鲁学”“齐学”是一例，又如《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往往直接表明经师是“齐人”或“鲁人”。可以说在西汉中期的人心中，“齐”“鲁”仍然可以算作界限清晰。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文中“宜兴”一词最值得关注。“宜兴”的原因绝不是谷梁子与韦贤等同为“鲁人”，也不完全是皇帝有所私心或偏好，而群臣附和。
因为这两点原因都不够“冠冕堂皇”，不可以对严肃的政治与当时和政治有极大关联的经学给予合理交代，只可能是他们口中的“鲁学”在某些方面较“齐学”有真正的“优势”，才可以成为“宜兴”的理由。为说明这种“优势”的必要性，这里权做一个简单假设：孔子是鲁人。孔子的学说在鲁地发源，孔子的弟子也多为鲁人。任凭“齐学”先师在当时有多么高的权威，如果“鲁”地有孔子最纯正的学问，“鲁学”是得到至圣孔子的真传，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那么“齐学”也必须让“鲁学”一头。
“宜兴鲁学”才能正式成为一个可议的官方议题，随之才能以皇帝的旨意使《谷梁》成为官学。该“假设”并无佐证，但可以显示“鲁学”的“宜兴”，也就是其较“齐学”的“优势”，必须有在群体中高于个别权利的学理支持。以上就《汉书·儒林传》中这一段重要记载的两点“言外之意”作了初步的论述。而今日读者如果对西汉政治及经学有一定了解，在阅读这一段话时，并不需经过深入的思考便可以意识到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这样的论述似乎同于“鸡肋”，但其关涉到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根本问题。问题的提出就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假如在春秋、战国时，齐、鲁二国尚在，如果谈两国学术，毕竟可依据当时存在的国家或当时国内的学者划分。
而西汉中期时谈“齐学”与“鲁学”，空间、时间的凭据已减弱，学问也随几代学者的探求发生转变。且韦贤所指的“鲁学”，并非是单纯的地域学术概念，已经转换为孔子之后“《春秋》学”或“经学”上的概念。①时间与地域都不再完全适用，“鲁学”的提出实在使人生疑。根据上面的怀疑，需要探究的重要问题可以概括为：韦贤等人对“齐学”
“鲁学”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如何认识的，其区别两者是当以“齐”“鲁”地域划分?还是以学风和释经方法划分?还是以《公羊传》及《谷梁传》中具体不同的观点学说划分?或者可以说是韦贤等人在鲁国灭亡、地域变更的情况下是如何建构“鲁学”的，“鲁学”与“齐学”是否在西汉中期时真的可以成立?一韦贤等人是否就“齐学”“鲁学”有相对具体的认识，因文献缺乏，我们已经不能了解当事人的具体说法。但就其当时情形，他们对两个概念的提出，是为治国当以“王霸杂之”的汉宣帝，情感上突然对并不太看好而又需利用的“经学”产生的一些可贵倾向提供依据。
这也体现了历史的“或然性”：假如卫太子不曾好《谷梁》，假如当时《谷梁》传习者依然同先师申公一样言论不得皇帝之心，同先师瑕丘江公一样口讷败给董仲舒，两个概念的提出及汉中后期《谷梁》学兴盛一时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存在。但“无中生有”对任何人，尤其对身为政治家和学者是较难的事情，重要观念尤其是使某些方面历史轨迹有所改变的观念一定有其学理上的基础。即便这些概念是如今人常说的固化的片面的“贴标签”，其“不准确”也是概念的某些方面不可以和事实相符合，但不准确的“标签”一定是根据某些与事实相合的方面而“贴”出的。
讨论“鲁学”“齐学”，就是要找到这些与历史相合之处。作为相对的概念，“差异”应最先讨论。两个“学”的不同，从两个“名词”上看，关键在于“齐”与“鲁”的差异。作为单纯的地域来谈，其差别明显。虽同在东方，“齐”临海而“鲁”为内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空间的差异也许会对民风、民俗产生影响。这方面区别，学者们从考古、历史、民俗与人类学等诸多方面已有充分研究。这里仅就为后来史家及学者眼中关注的“齐”“鲁”，也就是经过人为“改造”或“重构”后的“齐”“鲁”再做一些考述。首先来看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①
又，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②以上两段，司马迁以不多的语言，将齐国建国时姜太公治国的政策及在西汉初他亲身到齐国体验的感受作了陈述。太公的“因其俗”与司马迁体察到的“其天性也”形成了互证，清楚地表明了齐国的“俗”在周初至汉初近八百年中基本未有大的改变。
但太公“修政”不是无作为，“简其礼”表现了周人的制度在有些方面还是在齐地推行开来。只是作为推测来谈，“礼”不施于庶人，这些制度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的改变，以适用于行政的要求及齐国国政与周的对接。在社会进程发展较迟缓的时代，八百年而在下的民氓还是保持着“天性”则完全有可能。而司马迁的亲身印证，体现出他“实践史学”，应为“实录”。
有趣的是，司马迁在《鲁周公世家》中将“齐太公”和“鲁伯禽”做了个对比：《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③
《史记》中的这一段，作为齐、鲁“初政”与对后来齐鲁文化特征的重要证据，近代以来学者多有引述，已属“老生常谈”。其中文字是司马迁根据古史籍“转译”，或是据传说书写，周公三人的语言明显不同于《尚书》中一些篇目的佶屈聱牙与周初青铜器上铭文的简古。非当事者原话，基本可以确定。而对史料中具体情境与人物对话可靠性的怀疑，并不影响对该事的大致情况与在历史中的真实性。从日后齐、鲁的文化名人及风格，如“齐谐”“稷下”、孔子以及汉高祖灭项羽后“独鲁不下”等情况，“初政”内容对国民性格、操守以及文化诸多方面确有巨大影响，是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初政”的不存在。
“初政”也是讨论“齐学”“鲁学”在孔子之前最为重要的文化“基因”。而更为重要的是，不论在司马迁的眼中，还是《史记》中的“周公”，他们将“齐”“鲁”的未来发展都系在了这个“初政”上，也就是系在“初政”的执行者齐太公与鲁伯禽身上。作为先秦及汉初观念上的“学”，多半是讨论如何治理国家的。诸子学说的分野，也常是因对治国不同观点产生的分歧。或许“名家”“阴阳家”等将一部分关注点放在了事物的名称与性质上，但可以断定，诸子学大多数是针对或指向政治之学的，“如何治国”是“学”的核心。
而我们要讨论的“齐学”与“鲁学”虽是在“学”的观念上已有转变，也就是由儒家转入经师，“政治之学”转入“经典之学”的时期提出的，但其“学”的前提毕竟是“齐”“鲁”，“初政”是一个重要来源。在文献中，也就是在史籍书写者及观念提出者对历史的回顾与重新构建中，我们讨论的“齐学”与“鲁学”，要从考察学者对“初政”差别及齐太公、鲁伯禽差别入手。因为对同一历史状况，人们的思想有所不同，文献书写者的态度和文献中对人物及事例的书写会有所转变。史学家重视的是实录，而儒者经师重视的是信仰。
《说苑·政理》：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①上引《说苑》中这一段明显与前引《史记》中一段所说是同一件事，而观点却完全相反。抛却这段话的时间性、书写者与《史记》中相关内容做一个对比，②其重点在周公对太公、伯禽的评价。
首先《史记》中相对简略，对于“治国”的优劣，周公肯定了太公的“简易”③，而对未来的预测是鲁必然居于齐下，或可以说鲁当为齐臣属。而《说苑》所载的恰恰相反，首先，对“治国”优劣的评价者变成了文献的书写或改编者，他(们)认为，齐不如鲁，太公不如伯禽，差别在于“王者”还是“霸者”，而文中的周公只是做了对未来的预测。《史记·齐太公世家》：“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就在这第五世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
而“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齐国的确乱了。鲁国虽中间有魏公弒幽公，但十世懿公为武公少子，为周宣王所喜爱而命为太子，即位后被其兄括的儿子伯御所杀，周宣王杀伯御而立孝公。司马迁对宣王的悖礼与鲁乱的后果用一句话作结：“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对照史籍记载，《说苑》中周公的“预言”是惊人的准确。很明显，《说苑》中的一段话是被修改过。而修改者应为刘向之前的儒家学者。对比《史记》，齐国与鲁国的“初政”优劣得到了逆转，并通过周公的“预言”对齐、鲁的国史给予佐证。
儒家经师是青睐鲁国的“初政”的，对这种“王道”初政的认同，促使他们修改史料。推至“鲁学”与“齐学”，在儒家看来，“鲁”在其“基因”中自有优越之处。二儒家经师对比齐、鲁的“初政”，自然伯禽为优。那么鲁国“初政”的执行者伯禽在汉儒心中，尤其是在没有同齐太公对比时的确切评价，则体现了“鲁”与“鲁文化”在汉儒心中较为准确的定位。中国古代学者对于自己推崇的先贤，往往进行“神圣化”的塑造，赋予“预言”能力便是其中一种方式。
对比《史记》《说苑》两则材料，《说苑》中的周公是“神化”了的。而《史记》中的周公并不可以说是“神”，只是作为一个出色且有预见性的政治家出现。①书写者及改编者的目的各不相同。《说苑》神化周公是借其口评述“齐”“鲁”优劣。而还有一种是将文献中“对手”双方都“神化”的处理，如文献中有关于对周公和齐太公齐鲁政治优劣的对话：《吕氏春秋·长见篇》：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②
这则材料还见于《淮南子·齐俗训》《韩诗外传》《汉书·地理志》等古籍中。文字虽异，大旨相同，这里不再引列原文。综合上面《说苑》《史记》的材料，可以看出“齐”“鲁”的“初政”问题在战国、秦汉之际讨论较为普遍。《吕览》周公、齐太公皆被神化：太公以为“鲁削”与周公以为“齐非吕氏”，预言都十分准确。文献中二者似乎“势均力敌”，周公稍稍胜出。而其想表达的是治国“尊贤上功”与“亲亲上恩”之异，亦应出自儒家手笔。此段情况与《说苑》相似，这里不为论述“齐”“鲁”，是为引出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否所有人皆可被当作圣贤而“神化”，伯禽是否具备这个资格。
在《说苑》中周公被神化，在《吕览》中周公、太公望都被神化，因在历史上他们都为王佐之才，所以在传说中有被“神化”的资格。只是有资格的人中谁需要被“神话”由文献书写者决定。老子可以“化胡”，孔子是“儒童菩萨”。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资格”必须具备，而小小的人物或许在后世文献中能飞上云端作仙人，却不能作“全知”高等的神。伯禽作为鲁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人物，鲁国的“初政”由其完成，鲁国民风、民俗甚至“鲁学”都和他脱不掉关系，他有被神话的资格吗?从文献中看，这类情况几乎没有，而夸赞的情况是存在的。
《毛诗·駉小序》：《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垧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③《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举兵欲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鲁好义而民戴之，好义者安，见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④《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子思曰：“可。”公曰：“为之奈何?”对曰：“茍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
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①以上三则材料，或是赞鲁僖公学伯禽，或以周公、伯禽并称，或独赞伯禽，都是夸赞的实例，但至于“神化”的形象则没有。而文献中存在大量的周公“教训”伯禽的内容：《史记·鲁周公世家》：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②
《韩诗外传》卷三：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
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衣成则必缺纴，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措，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诫之哉!其无以鲁国骄士也。”③申公作为《鲁诗》《谷梁春秋》学史上较关键的人物，忽略司马迁特意提及的“老”字，②其性格确实同于鲁人性格。以一语谈力行治国，与所谓“齐学”代表董仲舒动辄千言的《三策》是有所不同。
《鲁诗》则纯以训诂传，无《传》。察《汉书·艺文志》，数家独《鲁诗》无《鲁传》。申公的学问，确实像蒙文通先生说的那样谨笃。但在西汉中期，也就是汉宣帝即位前后一段时间，是学术变化的关键时期，学问风气与汉初又大不相同。就“鲁学”一词的提出者们看：史高史料寡少。韦贤虽位至丞相，《汉书》特为立传，但只是交代其为瑕丘江公弟子，为“邹鲁大儒”。可能是因为政治成就较高，对其学术少有谈及。有据可依的是夏侯胜，《汉书·夏侯胜传》：“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灾异事暂且不谈，这里只看《尚书》学。
西汉《尚书》多源自伏生，伏生传张生，张生传夏侯始昌，夏侯胜的《尚书》学若归类当属“齐学”。而蒙文通先生则以为大小夏侯《尚书》为“鲁学”。小夏侯是夏侯建，《汉书》载其“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则又属蒙先生所说“齐学之党为杂取异义”类。如此看，“鲁学”的代表学者有完全符合条件，如申公。有的竟符合“齐学”特点，如大小夏侯，可见蒙先生的分类与实际情况的矛盾。
再就时代学风的变异，也就是“灾异学”看：《汉书·眭弘传》：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
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③上引《汉书》眭孟被杀一事，《五行志》等亦有记载。一方面眭孟的确迂腐，不知执政者的底线。两个迂腐儒生凑在一起上书，且是卑微的学者，并非权臣，竟然想让皇帝“禅让”。
何况眭孟所说的“先师董仲舒”，就曾因言“灾异”而被汉武帝下狱“警告”。眭孟犹不以先生为前车之鉴，这恐怕并非偶然，而是“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实在深入人心，成为学者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是信仰，并不以为忌讳。元凤三年(前78)至宣帝即位不到十年，因此事警戒，学者们或许不再“口无遮拦”，但学风业已形成，迥异于武帝之初。所谓的“鲁学”，若在这种学风下毫无改变，不主动添加些所谓“齐学”作风，则绝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察《汉书·艺文志》，也有如《谷梁外传》这类的著作出现。《谷梁》属蒙先生说的“鲁学”，如何能有《外传》?《汉书·五行志上》：“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①
刘中垒以《洪范》述《谷梁》，完全为顺应时代学风，将《谷梁》推向一个高峰。如谨守师法，又如何以《谷梁》推“灾异”?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申公《谷梁》学是申公之学，刘向《谷梁》学是刘向之学。两者《谷梁》学尚且不能相合，何况将西汉经学简单分为“齐学”“鲁学”。上文曾谈到，如果讨论西周、春秋以及战国时鲁国具体的“鲁学”，为鲁地学人做一个“学案”，从鲁国存在的角度说，不论其内部有什么不同的派别，“鲁学”是合理的。
这种合理不是学派，而是以人及存在的国家地域划分。西汉中期提出的“鲁学”与“齐学”，作为概念，它首先必须在当时儒家与经学的范围中得以普遍适用。如翼奉、匡衡、萧望之同学于后苍，传《齐诗》。按理说三者都应该属于一个“学派”，但翼奉上书动辄言“灾异”，而匡衡多言礼制、经济，萧望之多谈政事而偶言及“灾异”。个人偏好差异还算明显，所以经学内容的多样性与学者的差别恐怕难以用一种固定学派的标准分类。又，概念的成立，必然要有现实合理的因素。如西汉常见的“经学”“经术”等词，在先秦并不多见。如果可见，也与西汉的含义不同。
西汉的大量出现，是因为实实在在有共同承认的“经学”“经术”存在，并且常常使用，所以见于文献的数量自然很多。“齐学”“鲁学”则不同，在韦贤等人提出前，没有人提出相同的说法，甚至其后的西汉末东汉之时也很少出现。从此侧面也可得知这两个概念的真实性。以上，就秦汉儒家对齐、鲁“初政”及伯禽的认识与建构与“齐学”“鲁学”是否在西汉中期时真的可以成立两个问题作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韦贤等人提出“齐学”“鲁学”两个概念依据了战国以降儒家对齐、鲁政治“霸道”与“王道”的认识，政治意图较强，而并不符合实际学术情况。西汉《谷梁》学作为一门前后变化的学问，也不可将其视为所谓的“鲁学”。今天讨论经学史上“齐学”“鲁学”的意义，恐怕并不如“齐文化”“鲁文化”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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