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中流砥柱问题须在大历史的视域中思考，找出既关乎抗战胜利的全局，又涉及国共两党兴衰消长，并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在于与国民党相比更好地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把一盘散沙的广大民众凝聚起来，形成抗日的铜墙铁壁;坚持打赢一场持久战，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日作战战略方针，促使持久战的有效进行;把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为当时的中国民众指明前途，成为唤起民众、持久抗战的有效激励。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命题是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必须说“全”讲“透”的一个重点疑难问题，也一直是人们持续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研究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要在大历史的视域中思考并找出既关乎抗战胜利的全局，又涉及国共两党兴衰消长，并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问题，这样才能跳出已有研究的局限，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
一、关乎抗战全局又影响历史走向的问题有哪些?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这已成为两岸学者的共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同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明显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力量迅速崛起，国民党逐渐丢失人心。
从这个视角看，我们认为有三个问题既涉及抗日战争胜败的全局，又关乎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一是能否把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底层民众凝聚起来，形成抗日的铜墙铁壁;二是能否坚持打赢一场持久战，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促使持久战的有效进行;三是能否把抗日战争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为当时的中国民众指明前途，成为唤起民众、持久抗战的有效激励。
唤起民众的觉醒，动员全民抗战是抗日战争能否取胜的前提条件。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动员民众是抗战的中心环节，也是解决战时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新方法的中心环节。”[1]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即使出现如中法战争的战场优势，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传统观点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制度腐败和技术落后。
但是这种立论似乎难以成立，难道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制度就先进了吗?技术就改观了吗?显然不是。其实，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改变了孙中山所忧虑的“一盘散沙”的状况，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形成了从未有过的万众一心、全民抗战的局面。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说过：“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2]
习近平同志指出，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胜，关键是民族觉醒，“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3]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民族觉醒催生出的全民族抗战，才使得持久抗战成为可能，才使得社会变革获得了基础。持久抗战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预见到，抗日战争“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4]
1936年4月，张闻天也指出，抗日战争“是一个持久战。”[5]1937年7月，朱德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6]1938年，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从敌我双方利弊条件的分析入手进一步说明抗日战争必定是一场持久战。由于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悬殊，中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非对称的战争，必须利用中国的腹地广大、人口众多与日本拼消耗、打持久战。因此，抗日战争与世界现代史上国家战争中普遍的、通行的战法显然不同，单靠正面战场和政府军队互相攻防的阵地战，显然无法阻挡日寇的侵略步伐。
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最后取得胜利。没有持久抗战的坚持就不可能持久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也不可能保障社会变革的有效进行。社会变革是保证民族觉醒的激励机制，是持久抗战的动力所在。抗战与社会变革同步同向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期待。早在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只有给民众以民主的权利，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中华民族的伟大潜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7]
“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8]“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9]没有社会变革的有效进行，人民就得不到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看不到未来的前途，也就不会形成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坚强意志，持久抗战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可见，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统一整体，确实关乎抗日战争的成败，同样又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抗战中形成的民族觉醒，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实基础。在抗战中形成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是中华民族战胜困难的宝贵精神财富。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发展壮大，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发展格局。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中国历史发展的领导力量发生了新的转换，预示着中国人民的新选择。持久抗战的进行，需要对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有效组织，这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后迅速打败国民党准备了条件，也为建国后组织千万民众搞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民主政治兴起，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日臻成熟和社会变革的有效推进，不仅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民众的抗战热情，也极大地吸引了国统区民主党派等中间人士的民主向往，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这些都决定了抗战后历史的走向，是决定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其实，国共两党对上述三个问题都有共同的认识。不仅中国共产党有此认识，国民党也意识到这三个问题的重要。从国民党发布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可以看出，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鉴于这三个问题如此重要，理所当然引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国共两党都想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谁就起到了引领者、主心骨和民族先锋的作用，谁就顺应民心，把握了历史的走向，执掌了抗战大局的牛耳，谁应该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二、国共两党是如何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
抗日战争是一场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敌的战争，没有政府的积极抗战绝对不行，但是单靠政府抗战也绝对不行。必须动员全民族抗战，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能弥补中国技术装备等的不足。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奔走呼号国共联手，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提出必须“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11]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认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12]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是抗日持久战的主力。正如美国记者爱金生所说，“占中国广大人口85%的农民，是中国抗战力量的源泉”，中国农民是抗战的脊梁。[13]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同时，积极践行全面抗战路线，成为全民抗战的倡议者、动员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其创新之举就是把唤起和组织民众与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持久抗战有机结合，完成了时代提出的最大课题。在敌后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途径、各种形式，为农民宣传讲解民族危亡，唤醒农民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激发农民的抗战热情，有效地将万千民众组织起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外国学者评价说：“中共的战时动员是多种多样的”，“成功地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14]国民党也认识到动员民众抗战的重要性。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说：“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5]国民党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就明确宣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16]
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一个小小日本，要想全部消灭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凭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前赴后继的来拼死抗战，该能发生怎么样的一种力量!”后来又提出“心理建设”，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但是，问题是国民党坚持持久抗战的着眼点不是组织全面抗战，而是“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17]后来陈诚在总结抗战胜利的原因时也说：“广大的空间则是让我们获胜原因中的原因。”[18
]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使得它游离在时代课题之外。持久抗战、消耗日军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唯一出路。中日力量的悬殊决定了没有坚韧不拔的持久战不可能出现抗战的转机。况且日军进行的是一场机械化的现代战争，不可能通过就地征集维持战争持续进行，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所以日军的战略是通过“速战”取得“速胜”。
这就导致了日军的软肋是后方，因此持久抗战的关节点除了政府军队正面战场的死命抗敌，还必须发动全民抗战、开辟敌后战场，打一场人民战争，使日军陷入没有稳定后方的战争泥淖，从而牵制大量敌军有生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大局和自身的实际出发，坚持动员和组织民众，开辟敌后战场，解决了持久抗战力量源泉的大问题。
1938年8月，日军主力正面进攻，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地方官吏弃地而逃，敌后“出现了很大空白”的当口，[19]八路军、新四军迅速插入敌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先后开辟了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以攻击敌军后方为主的特殊作战样式——游击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形成了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的局面”，[20]由此形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的相互配合的敌后战场。
1938年11月太原失陷后，随着国民党军队正规战在华北的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主体性地位。随着战争的发展，敌后战场抵御和牵制了侵华日军的一大半，越来越承担了抗敌的主要责任，作用愈益明显，因此日军也越来越意识到敌后战场成为“致命祸患”。[21]两个战场的作用和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22]蒋介石也意识到抗日战争“断不是一年半载短期间可以了结的事”，[23]甚至有人说持久战也是其“一贯的主张”。[24]同时蒋介石也认识到开辟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争才是持久抗战的重要一着。
白崇禧、胡宗南等国民党将领也都建议“采取八路军的办法”。[25]1937年3月，国民党在作战计划中就提出：“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26]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指示“以后作战多用柔性游击战”，“严令各战区加强敌后游击”，[27]确定“以敌前变敌后”战略。[28]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29]
为了尽快办成此事，蒋介石专门举办了南岳训练班，亲自担任主任，并请求中国共产党派干部担任教官帮助训练。在蒋介石的重视下，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一度达到近60个师，不下100万军队。然而，国民党军队始终站不住脚，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甚至出现大批将士投降日军的丑恶现象。抗战与变革同步是凝聚民心、持久抗战的决定性步骤。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社会变革的大旗，在不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多次强调人民民主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在边区推进社会民主变革，“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30]其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地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实行普选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民主党派等中间人士，支持他们的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主张言论自由等，得到了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
1945年，在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更是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拥护，一下子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掌握了话语权。国民党并非不懂得抗战必须与建国同时进行的重要性。蒋介石曾强调：“今日之事，非抗战建国同时进行，无以解目前之倒悬，辟将来之坦途。”[31]不能说蒋介石在社会变革上没有努力，他在抗战初期召开庐山谈话会，设立国防参议会，网罗社会贤达，疏通言论渠道。
后又专门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各党各派发表言论、协商沟通的平台。这些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肯定，称为是“新气象”，“值得赞许”。[32]但问题是，蒋介石始终跳不出他的所谓“法统”，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格局，其底线是可以放宽言论渠道，但不能容纳各党各派，更不能推行宪政民主那样的社会变革。这使得全国人民普遍失望，感到“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是没有出路的”。[33]
我们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同时，并不是否定国民党的抗战作用。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爱国将士浴血奋战、捐躯报国，可歌可泣，值得人民永远铭记。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格局中，抗日战争始终存在着两个领导核心，中流砥柱始终在国共两党之间交替作用，这是整个抗日战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然。但这并不是说两个领导核心的作用始终是并行等量，没有变化。应该说，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承担了主要抗敌的重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承认这一点不符合历史事实。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加上其战略方针的不断失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不断壮大，逐渐成为抵御日军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逐渐抓住并成功解决了关乎抗战胜败的关键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抗战主心骨，成为引领历史发展方向的时代先锋，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理所当然转移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不承认这一点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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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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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35，54.
[13]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7635.
[15][26][45]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8，13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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