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花鸟画的写生与创作基于对客观物象的观察感悟，如何有效运用文本及图片资料以弥补实物的不足，借鉴博物学图谱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图谱不仅能增进花鸟画创作者对动植物的了解，丰富创作素材，也能丰富其作品的艺术语言。
关键词：花鸟画,博物学,图谱,写生,创作
写生是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手段，更能培养花鸟画创作者整体又不失细节的观察能力以及生动又不乏丰富想象的艺术表现力，为花鸟画的创作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众所周知，两宋院体花鸟画之所以取得极高成就，与当时朝野一致提倡的“师物师造化”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花鸟画创作者对于创作素材的积累，无外乎通过两种途径：一、可以通过对物写生，精准掌握对象的生长规律及动态特征;二、借助书籍图片这一类静态且能反复观摩推敲的资料。后者往往是在不具备相应的写生与观察条件下的有益补充。
图谱，早在我国清代乾隆期就已出现，共绘有三百六十幅图的《鸟谱》(1750-1761)，是当时供皇室了解鸟类知识的博物图志，由画院画家余省、张为邦依据内府旧藏蒋廷锡图本摹绘，图中生动的鸟类形象以工笔重彩技法绘制，并吸收西洋绘画的光影技法，表现出禽鸟逼真的色彩、体积和质感，同时在背景空间的营造上运用以墨色点染的没骨技法。
西方的图谱类书籍的出现较晚，其博物学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西方各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外殖拓展以及探索未知世界的雄心壮志和伟大成就。这些图谱，有些是博物学家受命进行的科学探索，担负了科研和教育的责任;有些则是艺术家受雇于私人为炫耀财富和某些珍贵物种独有稀缺性而创作的;更有甚者将珍稀植物作为谋取商业利益的重要经济来源，这类图谱扮演了产品广告的角色。
不管博物学图谱的创作动机如何，都需用精确到位的细节刻画来传达视觉信息。对于花鸟画创作者而言，博物学图谱的严谨性与科学性能有效形成其对于花鸟形态的准确认识，博物学图谱的多样性和记录性能丰富其题材的种类和选择，博物学图谱的艺术性也能引发其对于花鸟画创作形式语言的更多思考。
一、借助图谱增进对动植物的了解
每一种动植物都有严格而明确的科属与分类，在花鸟画中，我们对于表现的对象虽不必像科学研究者一样如数家珍般一一对应以学科名称，但是掌握基础的博物学知识或有一定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是大有益处的。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说过：“人所具备的认识能力(其中也包含艺术创造能力)寻求的是秩序，科学的使命是在多样化的现象中提炼出有规律的秩序，艺术的使命则是运用形象去显示出这种多样化的现象中所存在的秩序。”花鸟画的绘制，同样需要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作者对客观物象内在秩序的理解和认识。
花鸟画的表现对象中，主要是四季变化中周而复始的独特生命个体——植物。因此了解这些植物的分类、属科，有助于在选择观察和表现对象时确立明确的方向。除观察实物外，阅读植物图谱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植物生长过程、不同部位的详细构造以及同一植物不同品种等知识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它要比普通的摄影图片资料更为理性和严谨，具有单纯而典型化的真实性。
例如英国植物学家爱德华•斯特普的《园艺花卉图谱》脱胎于法国植物学家、园艺家D.布瓦的《花园植物图谱》并进行了补充，向我们展示了一百多年前常见于欧洲园圃中的花卉植物，而其中有不少品种的花卉近些年才在中国的花卉市场上出现。
再如《托梅教授的植物图谱》中，收录了德国著名植物学家、植物画家奥托•威廉•托梅绘制的大量植物图谱。书中的植物图像以手工彩色绘制，摆脱了植物客观生长条件的束缚，完整呈现了多种植物从果实、萌芽到茎干叶生长的结构形态再到开花结果的所有必要形态，是我们了解辨别不同植物的理想的工具书。
二、借助图谱获取创作素材
自然界静态的植物，可供我们全方位地观察揣摩，从整体外观到细枝末节，尽收眼底。但由于地域的局限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本地区少见的植物品种，这时就必须借助必要的图书资料认识其基本结构及简要的科学分类和品种，来帮助我们获得相应的视觉经验。静态的植物形态尚且无法随时随地观察写生，禽鸟鱼虫等实物资源更是受生态环境、气候条件及地理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无法轻易获得，所以，必须借助实物写生以外的简便易行的方式获取资料。
奥杜邦的《飞鸟天堂》中，作者笔下的鸟类插图，都适度运用戏剧化处理和美化，达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平衡，这缘于画家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每种鸟类实际的生存环境、捕食和运动姿态，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特定鸟类的结构和动态规律进而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都有极大的益处。
约翰古尔德绘制的《亚洲鸟类》，以530幅画风严谨的亚洲鸟类图片，忠实记录了每种鸟类的姿态和羽毛颜色的鉴别特征，无疑能帮助我们系统快捷地认识鸟类、储备鸟类素材资源。虽然艺术形象不必如科学性极强的博物图志般准确无误，却也需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因无知和含混不清的认知缺失而导致的不合情理是一回事，艺术表现的概括与精炼是另一回事，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然而在实际的花鸟画创作中，因创作者认知物象能力不足导致的形象粗陋乃至错误频出的现象不在少数，阅读一些动植物的图谱类书籍，则能有效弥补这一不足。
花鸟画的写生与创作，需借助一定的形象载体，就如同诗歌的抒情离不开景物的描绘与引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世界能力的提升，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文化特性的花鸟画创作，应不断图陈出新，在坚守传统的前提下，不断丰富主题内涵、突破题材局限。花鸟画创作者也应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而不是封闭抗拒的心态，以作品表达自身对于自然、人类发展的关切。要想突破，就必须开拓视野，了解除自身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而图谱，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更多物种，丰富创作素材的途径。
例如被称为“花之拉斐尔”的法国画家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绘制的《雷杜德花卉与果实全鉴》、《杜雷德百合全鉴》、《杜雷德玫瑰全鉴》、《杜雷德鸟类全鉴》中的图谱，无疑是获取花卉禽鸟素材和信息的极好图片资料，纵观这类著作中精美的每一种花鸟形象，都能独立成为一幅富于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绘画作品。
三、图谱对于花鸟画创作形式语言的积极影响
植物图谱绘制既是一门科学，也具有某种艺术的特质。那一幅幅完整、细腻、精致、实证的图片，是绘制者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超的写实绘画技巧的最好体现，目前我国已出版的博物学图谱系列丛书有《园艺花卉图谱》、《通用博物学图典》等，都是质量较高的图谱类参考书，有较高的研究参考价值。
图谱作为科学性的植物形象的真实呈现，即便有作者个人的技法差异，但作画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图示植物的真实状态，包括外观、细节、质感，所以西方植物图谱的表现技法对于提高和丰富花鸟画创作者对于花鸟画表现手法的认识也是不无裨益的。
博物学图谱不仅直接为花鸟画写生与创作提供了静态直观的文本资料，也同样有益于创作者积极的艺术观念和宽广视野的形成。如《植物探险之旅》作者桑德拉纳普在书中列举的众多珍贵的手绘艺术珍品，以植物分类学的逻辑脉络，向我们展示了各时期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阐述了作品背后蕴含的科学、文化、历史、艺术知识，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图谱这一视觉艺术的表达手法，对于人们了解西方的近现代植物学研究的发展，有着文字和摄影图片无可比拟的图解作用。
曾出版《植物大英百科全书》的英国博物学作家理查德•梅比的《杂草的故事》，着眼于从工业时代废墟中重生的杂草，还原了植物世界的丰饶与野性，以不同的视角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了被鄙夷的不起眼的杂草，引人深思。此外创建“社会生物学”这一全新学科、倡导“生物多样性”概念，被誉为“最后的博物学家”的爱德华•威尔逊的著作《缤纷的生命》和《生命的未来》，以生物保护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全球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多样性案例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巨大影响。
伴随着博物学发展的热潮，我国的一些学者也相继尝试博物学领域图谱类书籍的撰写，这无疑也为花鸟画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帮助。例如刘华杰的《檀岛花事》一书，以游记的形式和博物学的视角介绍了夏威夷的植物种类、生态变迁等内容。此类具有博物学性质的书籍，虽不能归为纯粹意义上的动植物图谱类书籍，但同样可以丰富花鸟画创作者的视觉经验，使其艺术创作具备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并能体现出积极的价值观。
总之，博物学图谱作为一种集科学的严谨与艺术的美感于一身的文本资料，对于创作者在花鸟画写生与创作过程中的观察认知、素材积累、题材拓展以及表现语言的拓展都有一定的意义。技巧的最好体现，目前我国已出版的博物学图谱系列丛书有《园艺花卉图谱》(EdwardStep)、《通用博物学图典》(CharlesHenry)等，都是质量较高的图谱类参考书，有较高的研究参考价值。图谱作为科学性的植物形象的真实呈现，即便有作者个人的技法差异，但作画的目的只有一个：图示植物的真实状态：外观、细节、质感。所以西方植物图谱的表现技法能提高和丰富我们对于花鸟画白描表现手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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