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巴蜀地区现存的部分牌坊铭文、碑文,以及家谱等原始资料入手,初步探究了巴蜀地区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连续不断的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为深入研究清代的农民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关键词:巴蜀牌坊铭文;碑文;家谱;农民起义
清代的种族关系、社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农民暴动和起义此起彼伏,尤其在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以后,各阶层的反抗运动更为剧烈,直至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清代中晚期,巴蜀地区先后发生了白莲教起义,李、蓝起义,以及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入川等重大的历史事件。
有关上述重大历史事件,学术界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其所使用的材料,就我们所见而言,绝大部分集中在正史、实录,以及部分档案、地方志和私人著述等方面。这些材料或反映较为宏大的历史图景,或记述重要人物的相关言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却缺乏对一些重要史实细节的著录。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广泛收集了巴蜀地区现存的牌坊铭文、碑文,以及与牌坊铭文有关的家谱等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巴蜀地区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连续不断的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并真实地反映了巴蜀普通民众在这些农民运动中的一些观念和行为。
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巴蜀牌坊铭文对白莲教起义与李、蓝起义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农民暴动都有所记载,见表1。
以白莲教起义与李、蓝起义为主,我们可将巴蜀牌坊铭文所载清代农民暴动或起义分为如下五个时期:
一、白莲教起义时期
清嘉庆元年(1796),湖北、四川、陕西等三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主要由白莲教教徒、三省交界处的棚民、各地贫苦农民与失业流民,以及四川的“国噜子”等组成。嘉庆元年(1796)正月,义军在湖北荆州举事,四月,在襄阳起义:九月,在四川达州、东乡等地起义。此后九年时间里,起义风暴席卷川、楚、陕、甘、豫五省,人员达数十万。四川成为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
对于如火如荼的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大为恐慌,调集各方兵力,极力镇压。至清嘉庆九年(1804),义军被全部镇压下去。关于上述农民起义,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唐陈氏贞孝坊铭文有如下记载:
嘉庆三年,奉叔祖母避教匪难,因绵州旧产居,益治产为世业,事平,叔祖母仍欲返,乃复奉之返,以允良留守。……
道光元年春三月谷旦
铭文显示,该坊于清道光元年(1821),为旌表贞孝女唐陈氏而建。唐陈氏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生于蓬州,清嘉庆三年(1798)前,白莲教起义军到达蓬州时,陈氏47岁,侍奉婆母到西北绵阳避难。
白莲教起义,清《梓潼县志》有如下记载:张大斌,成都人,寄籍梓潼,任把总。嘉庆元年,剿贼阵亡,祀绵州昭忠祠。……
马荣、赵金魁、张元寿,以上梓潼兵三名,随征达州教匪,阵亡,祀绵州昭忠祠。
白中玉,岁贡生.……至嘉庆五年,教匪乱,生家居教授,每谓生徒曰:“时方清明,圣人在上,此辈敢于为乱.余虽老耄,无职位,不能击贼,心切愤之。”且为文以舒愤懑。生徒、家人有劝避贼,辄嗔目不应。及贼至,衣冠端坐,贼以为痴且老,亦无相害意。生乃据(应为“踞”)坐,手指贼嫚骂曰:“如此清平世界,尔敢作贼,天地必不汝容!”贼怒其言,夫妇同时皆被杀。时年八十有二,孺人亦年八十有余。
此外,该县志还载有杨廷栋、刘金堂、赵席珍、泠树、曹汝参、曹国瑚、何玉书、曹国珠、魏金玉等人抵抗白莲教起义军的事件。
结合有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义军于清嘉庆元年(1796)在川东达州起事,向西发展,嘉庆三年(1798)经蓬州、嘉庆五年(1800)至梓潼这一清晰的作战线路。
二、白莲教起义后至李、蓝起义前部分农民暴动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巴蜀部分地区农民暴动,规模较小,很快就被当地官员镇压下去。牛树梅(甘肃平襄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进士,次年任隆昌知县。道光二十五年(1845)士民为其建德政坊.)德政坊铭文在谈到牛的政绩时称:
以是邑先患萑苻警,大姓俱迁聚城中。树公下车未匝月,匪踪敛迹,人归乡里,安堵无虞,盖公之威……
又:
民安盗靖,政理讼平;恺悌君子,福禄允申。
“萑苻”本为泽名,因盗贼常出没此处,故可代称“盗贼”或“草寇”。这些针对抢劫“大姓”即世家、大族的所谓的“萑苻”,应指暴动的农民。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隆昌知县任上的还有刘光第(此人非富顺县参与戊戌变法的刘光第),他与牛树梅孰先孰后,我们还不得而知。比起牛树梅来,刘光第在隆昌任知县的时间要长得多。从道光十四年(1834)至二十五年(1845),他先后四次任隆昌知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卸任。道光二十六年(1846)隆昌县绅耆士民为其建德政坊,其铭文称:
前岁甲辰,邻境盗贼充斥,潜入邑之南部,侯轻骑往捕,盗以枪炮拒之不得,遂大溃,四境为之肃然。嗣是招集民壮,于农隙讲武,为防卫计,盗不敢犯。
阖邑绅耆士民全建
道光丙午年孟夏月望五日谷旦
又:
鸱枭驱暴客风清百里花疆。
此坊铭文称“萑苻”为“盗贼”,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盗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盗贼,其“充斥邻境”,而且知县亲自带着“轻骑往捕”,而盗贼竟以“枪炮拒之”,就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匪徒,应是暴动的农民,于是刘知县才“为防卫计”,“招集民壮,于农隙讲武”。
一年内两任知县均在除“盗”剪“萑”,这事实充分说明,镇压农民暴动是统治者当年为政的一件大事,“未匝月”而“匪踪敛迹”,显然有些夸大。刘光第使暴动的农民“大溃,四境为之肃然……不敢犯”。我们认为这些文字也许出于歌功颂德的目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长达九年,而朝廷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让牛树梅短暂地任一段时间知县,也许与当地的农民暴动有关,由于资料的缺乏,个中缘由还不得而知。
在为刘光第立德政坊后的第九年,即清咸丰五年(1855),隆昌“合邑绅耆、士民暨诸山僧等”为即将卸任的知县李吉寿又建一德政坊。该坊有如下铭文:
甲寅夏权篆隆邑……如编甲练团,除恶悯农。
候选教谕王炳森顿首谨撰
合邑绅耆士民暨诸山僧等公立
咸丰五年孟春月中浣谷旦
又:
鹰鹯所逐气靖萑苻。
周知疾苦,葑菲不遗;曲护善良,萑苻必剪……揽辔澄清,文兼以武;挥旗训练,兵寓于农。雄飞鹅鹳之名,寒破兔狐之胆。此际音销鹤唳,庆安堵以无虞;他时目送鸿飞,恐攀辕之不及.奇勋纪竹,更愿借颖川数年伟绩,歌棠且先志中牟三异。
癸卯科举人彭达训撰
邑庠生何恩燕书
合邑绅耆士民立
咸丰五年正月中浣谷旦
联伍两卒旅以卫民周官口口
此坊铭文表明,清咸丰四年(1854)夏,李吉寿代理隆昌知县,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中旬,李的得力幕僚之一王炳森为其德政坊撰写铭文,这期间前后不到一年。据此可知,当时的隆昌县也不太平。为剪除所谓的“萑苻”,李吉寿“编甲练团”,“挥旗训练,兵寓于农”。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的农民暴动是此起彼伏,统治者根本来不及彻底镇压。
有关史实表明,上述农民暴动为李、蓝起义军在巴蜀地区尤其是隆昌县的活动酝酿了一定基础。
三、李、蓝起义时期
清咸丰九年(1859)九月初八,李永和、蓝朝鼎领导烟帮群众在云南大关县牛皮寨揭竿起义,北上入川。六天之内,连克川南筠连、高县、庆符三座县城。清咸丰十
一年(1861)三月,义军围攻绵阳,杀死四川提督占泰。义军先后在铁山、鹤游坪等地建立根据地,势力遍及巴蜀地区大部,清廷急调湘军入川镇压。清同治四年(1865)五月,义军领袖蔡昌龄在甘肃阶州保卫战中战死,义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李、蓝起义至此结束。
巴蜀牌坊铭文对上述农民起义也有所记载。这是因为一般的德政坊大都在地方官即将卸任或卸任后所建,而肃庆(肃庆于清咸丰五年(1855)至咸丰九年(1859)在隆昌知县任上。)上任仅一年,即清咸丰六年(1856),隆昌阖邑绅粮士庶就为之建坊,清同治《隆昌县志》道出其主要原因:清咸丰五年(1855),隆昌大旱,肃庆带领农民开井找水,抗旱保苗,平抑米价,打击不法奸商,在没有皇帝开仓令的情况下,冒杀头危险而开仓赈灾。
不管肃庆的政绩是确为当地百姓民生计,还是为缓和当时社会矛盾;也不管当地百姓建坊是自愿,还是被迫,现在高高竖立的牌坊都见证了那段历史。结合前面牛树梅和刘光第的两座德政坊与肃庆后来的遭遇,我们更相信当时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正因为如此,随后的清咸丰九年(1859),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才能很快席卷隆昌。刘国唐《邑尊肃公筱田传》载:
己未秋,滇匪窜蜀,戎郡首遭蹂躏,……(肃庆)甫得报,即遣兵勇往援。一面集绅粮,筹办防卫,募勇,置刀矛枪炮,增筑城濠。事事必亲阅,督工严急。旋奉文助剿吊黄楼贼,月余方归。……庚申,贼至自井,公昼夜规划,恐贼阑入境,亲往樟木镇、车家岭、牛佛渡、严漕等处,相度地势,借河堵御。城上则派总巡,城门设盘查,四乡纷纷入城。……六月十五日,贼由富东窜隆,公以秋稻将收,不可令其践扰,派勇及团往御。公复自率勇数百,于十九日酉刻出城,径往县南响石山督剿。次晨,诸匪于场口接仗,前锋已轰毙红衣贼数十贼,贼稍却。察公军无继,分股抄截,后队团先溃,势遂不支。贼抛火蛋爇公髯,公不为动。诸勇怵公严,无退走心。贼四周围襄,团勇冲血奋击不可出,公侍常元辈先被贼搠倒,矛及公中小腹,犹持刀格之。贼众攒矛以刺,遂遇害,从死数百人,时六月二十日之午时也。越二日,得公尸于稻田中,虽酷暑,色如生,怒气勃勃。入城时,绅民号泣,祭奠殓视,共计三十七伤。……是役也,贼死亦相当。余匪仓惶宵遁,县城卒无恙。厥后,李逆据县北牛佛渡者半年,攻围隆三次,一切兵食之需,捍御之器,皆公预储以待战。守者遵公成法动,有功,贼败去,
上述材料显示,清咸丰九年(1859)秋李、蓝起义后,隆昌知县肃庆即开始备战。其后,省勇、三峡义勇相继集结至隆。清咸丰十年(1860)六月十五日,起义军从富顺县东部攻入隆昌,肃庆派兵抵御;十九日酉时,肃庆亲往隆昌响石山督战,次日午时战死。其后李永和起义军占据隆昌与富顺县北部以及沱江左岸的牛佛渡,三次进攻隆昌县城。半年后,即清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蓝朝鼎率部从川西战至牛佛渡,与李部会师,史称“牛佛渡会师”,义军势力达到最盛。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李、蓝攻下丹棱县城,后遭四川总督骆秉章强攻。同年十二月,蓝朝鼎率部突围,不幸牺牲。
清同治元年(1862)四月,李永和派部分义军北上受阻,从铁山向东转移,遭清军围攻,多次突围后,进据犍为龙孔场。清军调动各路人马,层层围困,致使义军水阻粮绝。后李永和战败被俘,在成都就义。至此,李、蓝起义结束。
除上述有关资料记载坊主肃庆清咸丰十年(1860)夏与李、蓝起义军交战外,成都蒲江县大塘镇洪福村三组何李氏墓碑背面,亦载有义军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夏在蒲江、邛崃一带活动的情况:
……庚申年蓝贼扰蒲江,至邛州攻城不克,自州到名山。名山人何马蚁子带数百人投蓝贼.至辛酉年,何贼伙人数千来札蒲江。是年六月初旬,忽来峰顶漕札营。六月十六夜,我父在宋山碥避躲,被贼人掳去。至六月二十七日,贼等撤营去名山。于七月二十一日,分数千人迭回卻攻邛州,闻有大兵到州,不果。是夜,我在场上店内借宿,为贼所获。复札骑龙山。至二十八日,贼回名山大营。……至八月初八晚,贼令次旱撤营,各归本营。……是夜,贼令西营打前队,至古城桥,见对山(疑为“围”)众多。至新店子场口,我就此等父,未几,上杀至,我亦同贼走挐坝场,过数里逃出……
又,清咸丰十一年(1861),张懋江亦在江安县举事。清廷为旌表镇压张懋江起义军而被义军杀害的朱良才、朱鸿才、朱矩才等三人,于清同治六年(1867)在当地修建忠义坊,其铭文记载了清咸丰十一年(1861)冬起义军在江安县的活动:
永邑贡生引之朱公为乡中正士。咸丰辛酉(1861)冬,张(懋江)贼叛乱,盘踞牛滚场。公义形于色,命长子良才、三子鸿才、五子矩才同团众攻,逐杀贼百余,贼奔。因后军不继,贼复聚.鸿、矩战殁,良才力救之,亦被害。
有关史料及以上三段材料,可证这次李、蓝农民起义有如下特点:
第一,义军活动范围广。隆昌、富顺、江安、蒲江、邛崃、名山等处,均有义军活动痕迹。
第二,义军影响力颇大。义军所到之处,贫苦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云集响应。
第三,起义军作战英勇,朱引之的三个儿子、肃庆等镇压义军的头领均被义军杀死。
以上材料也许反映出清咸丰末年及同治初年,巴蜀地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
清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后北伐西征,威震四方。在第二年的“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韦昌辉被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出现重大危机。后石达开从天京出走,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第一次率部进入四川。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十七日,南溪义军首领张四皇帝攻克兴文县城,“烧杀官衙,打破监卡,吼闹一番,劫取众犯”,“文武官僚,尽行屠杀”(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同年四月十九日,石达开部下赖裕也抵达兴文,与石达开所率部队胜利会师。同年六月一日,众军将长宁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挖地道,放地雷,巨棺存放火药,一举爆破长宁县城墙,打开突破口,后攻克长宁县城。长宁县老翁镇金光村修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的奉旨赠盐运司知事、邑增生罗公廷纬忠义专坊铭文记载了有关情况:
忠义罗公,字黼堂,道光癸巳科试,入邑庠,旋补增广生。同治壬戌任邑职殉口,奏准旌恤,特建耑坊,以垂不朽。
又《忠义坊赞》:
黼堂罗公,淯州人也.幼读书口明大义。同治壬戊夏,发逆陷城,不屈殉难……
姻晚增生王树霖撰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还获得了能反映这些战事的诸多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是清同治五年《罗氏族谱·奉旨旌表崇祀口口例加赠盐运司知事衔增广生黼堂大人传》,记载了罗廷玮遇难的情况:
自古皆口口口口不朽者。名大者垂光国史,小亦著名家乘。要以有口口口始无愧耳。黼堂兄少始知学,勇于感为,卒登青云而开来学,以为吾族光者,至今称焉。为破天荒,手而书香因之丕振,非偶然也,其为人慷慨有志,内而辅理家政,外则敦睦族邻.凡排难解纷,矜孤恤寡,施济贫乏,种种善举,要皆为人之所不能为,岂非所谓一乡之善士者耶?独所悲者,壬戌岁贼匪窜扰,获贼送县……岂知入城而莫出乎城,治贼而反遇贼乎?
……发逆于五月初四围城,十六城陷,因烽败垛,玉石俱焚……蒲为口口口冠而葬焉……
岁进士注选儒学正堂戚友豫轩雷春池拜撰又,《罗氏族谱·罗公山堂口》:
吾兄文泽,字山堂。自幼少读书,安生理……诚实无欺。父母兄弟,克全孝友,以故乡党邻里皆称之。不意行年四十九。同治元年夏四月
,送贼赴县,迟延未归。五月初旬,张贼攻城,发贼亦至,蜂拥蚁集。四面攻围,离城百里,消息不通。至十六日而城遂陷。当是时,血流成渠,尸积如山;酷暑炎天。半月贼退,吾固知兄之必死也。或者曰:“尔兄随贼而去也。”……为不数月,又有口尔兄系在某郡某地,不久将归矣。予喜……
观吾兄送贼反死于贼,是诚偷生……正气浩然,盛口口常存也。表志诸谱,以口口。
口口马口口胞弟文口口源敬撰
二是牌坊主人罗廷玮的墓碑铭文。
罗廷玮墓坐落于长宁县老翁镇柳村七组,墓前石碑为其子罗文淳,媳周氏、马氏;婿冯光瑞、萧国梁,女罗氏及孙辈于同治元年(1862)壬戌仲冬月中浣日所立。石碑背面铭文:
罗子辅堂,端谨士也。不尚奢华,不苟言笑。日以诲人为善,是口天性然欤。年十九徉子学,试以制艺,即清白可晓,苦学不口口游泮,旋补增庠生员,跻其生平与其口也。不时以迂与其巧,口以拙,恂恂于宗族之间,呐呐乎友朋之际……修旌谱,勤宣讲,其本乎天性者……有如此若夫。族之孀居子幼,口口口,多方扶持,卒至节全。子妆族党,育我不衰,其有关于风俗口口也。使天假以年,则任恤之行,不难再见于今日矣。噫!发贼口,义不屈,竟以抗志亡身,惜哉!具吾思盛衰之有定也……
岁进士注选儒学正堂戚友豫轩雷春池拜撰
上述材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究太平天军在长宁县一带乃至四川地区的活动情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
五、太平天国起义后部分农民暴动时期
李、蓝起义此后的一段时间,巴蜀地区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个别地区的农民暴动仍此起彼伏,巴蜀牌坊铭文对此记载较少。
江油市蒋德钧德政坊铭文在歌颂蒋的政绩时说,蒋为当地百姓“除暴安良”。蒋德钧于清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十八年(1892)在龙安府做官(治所在今江油市),这也许说明在清光绪时期巴蜀一些地区有农民暴动发生。
综上,通过对牌坊铭文等原始材料所见清代巴蜀地区各时期农民暴动与起义的简要分析,我们对这些暴动与起义的具体时间、详细的势力范围、部分重大史实的细节等基本情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我们认为,牌坊铭文、碑文、家谱等材料并非官方撰写,因此,这些材料翔实地反映出当时中下层民众对农民运动的普遍态度和亲身观察,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和可信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散见于民间十分珍贵的原始材料,对农民运动的记载普遍比经过归纳和加工之后的文献材料更为准确细致,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有清一代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卓有价值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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