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建立起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体系，开展了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各类民族史的编纂。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民族史研究蓬勃发展，成果颇丰，出现了新的理论模式，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绩显著。进入21世纪，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出现新的发展趋势，中华民族史研究更加深化，多种民族史研究呈现更加繁荣的局面。
关键词:民族史,史学理论,中华民族,少数民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民族史研究蓬勃发展，学术界结合现实问题，进行了民族史学理论范式的探讨和民族史系统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有专作进行介绍与总结，兹不赘述。本文拟对近70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成就进行梳理并探讨其特点。
一、新的科学民族史学理论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被确立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决定了民族史的研究方向。同时，学术界对民族史理论进行积极的探索，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表述，对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中国民族史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史学理论研究以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史学界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主导。在研究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借鉴苏联与西方民族史学的有益成分，从民族平等的观点出发，使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为新中国民族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逐步建立起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体系。
当时学术界注重运用经济基础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史问题，认识到中国各民族复杂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批判了汉族王朝正统论和各种违背中国历史实际的历史观。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探讨主要聚焦在汉民族的形成、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历史上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民族战争、民族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民族英雄评价、历史上的疆域等方面。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逐步开展，历史学家开始呼吁重视民族史的研究。岑家梧发表了《迅速地开展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55年5月18日)一文，随后翁独健又发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的情况与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对民族史学科建设进行了探讨，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苏联历史学家格·叶菲莫夫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译文刊于中国《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辑)，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模式，他认为汉民族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此文引起了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族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与格·叶菲莫夫的观点大相径庭[1]。
此后，陆续有许多学者撰文加入了此问题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初期，牙含章等人又提出了“原始社会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已形成‘原始民族’”的观点[2][3]。学术界由此展开了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又一次大讨论，有学者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初期[4]，有学者认为古代民族形成于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5]，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能形成民族[6]。
当时学术界还探讨了民族英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等问题，如翦伯赞在《关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文中认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要受到阶级性和时代性的限制，各民族人民共同承认的英雄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7];吕振羽在《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相对立，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生[8];翦伯赞在《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一文中认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代只有民族同化，没有民族融合[9]。
(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民族关系史研究中，注意贯彻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及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和精神，积极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1950年，范文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及其历史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代表性的文章还有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情况和问题》等。
在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论探讨中，白寿彝的相关研究较有代表性。白寿彝在1951年发表的《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中指出，国内少数民族除极少数外，大体上都具有和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各少数民族开发和建设了中原和边疆地区，也为创造中华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提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
他认为，既然“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概念，今天的中国人讲中国历史，就应该采用今天“中国”的概念，即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10](20)。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发展史上，汉民族无疑是主体民族，因而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民族。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11](5)。从历史贡献来看，各少数民族贡献也很大[12]。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
民国时期，学术界就开始探讨中国民族的结构与主干问题了，顾颉刚等学者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此问题做了很多精进的探讨。1963年，方国瑜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认为中华各民族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968年，彭友生著《新民族史观》，提出“四海一家的国史观”。20世纪80年代，这一问题又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1986年，张博泉提出并论证了“中华一体”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及“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样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各阶段都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内[13]。
费孝通在1988年发表了著名演讲，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理论，后整理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作了高层次的理论概括，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史观[14]。1989年，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共同研究中华民族的第一部论著，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影响。1990年在北京举办了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专题学术讨论，并出版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书。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迅速传播，成为近30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并被党中央和国务院所认可。(四)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的讨论1990年12月，广东省举办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讨论会论文集》。
1992年成立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并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部论文集。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1992年在湖南吉首召开了中国民族史第四次学术讨论会，重点研究历史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后来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有多部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专著出版，探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的基本内涵、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形成的诸因素等问题，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中国通史著作贯彻了上述研究成果，注重少数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突出了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改变了往昔在中国历史阐述中忽视民族史的倾向。1989年，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正式出版，此书开篇就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括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15](1)
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开展也促进了民族史的撰述，民族工作的原则也体现在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之中。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民族地区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促进并影响了民族史研究。民族识别需要民族历史的研究，而民族识别确定以后，反过来又促进了对民族历史的研究[16](397)。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有400多个，中央政府对自报登记的民族进行识别和归并。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正式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加上汉族，共56个民族。这些民族成为统一的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没有拘泥于经典的论述和照搬苏联模式，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民族识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后的民族史研究格局，各民族专史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专家们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同时还参考有关各民族的历史文献追溯民族的历史渊源，作为识别族属的依据。
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学术界开始以已识别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以新的民族单位来看待民族史料，并追溯各民族历史。毋庸讳言的是，一些没有被识别的族群的历史被忽略，或混杂入其他民族历史之中。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提出，要动员力量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历史沿革以及风俗习惯等，以此作为民族地区工作的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部署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6年6月，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会议召开，成立了调查领导小组。当年就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8个调查组，抽调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干部、大专院校师生200多人参加。
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调查组增加到16个。1964年，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此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搜集了大量民族史资料，如文献资料、口述资料、民俗资料、报纸杂志、文件汇编、会议公报、档案资料、碑刻、方志史料，以及族谱、契约税据、乡规民约、巫道经书、诗歌谚语、故事传说等，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余部。此外，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17](162)。这些都为编纂各民族简史及之后的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参与调查的学者先后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本等。1959年6月，大部分的民族史志初稿基本完成。1963年，陆续将初稿铅印保存，但未公开出版。为推动民族问题丛书的编辑出版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1961年3月成立了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著名学者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林耀华、白寿彝、向达、方国瑜、韩儒林、马长寿、翁独健等是其中的领导成员。
1978年以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重新编纂三套丛书，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为五种丛书。其中《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的每一民族简史都有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成立《简史》编写组负责编写。《简史》内容分别论述各民族的族源、族称、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形态、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在历史上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的贡献等。
各民族《简史》撰写者对引用的史料进行了严格考订，重要引文还加了注释，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在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是第一次为所有少数民族撰写通史，它确立了族别史撰述的基本模式，为之后民族史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与编纂的重大进展，促进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同时，在少数民族历史调查与简史丛书的编纂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支中国民族史研究队伍。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片面强调“厚今薄古”，体现所谓“移风易俗”等思想，体例、结构、内容、观点上受到一定影响[18](431)。此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通过对各民族的实地调查，获得不少民族史资料，内容十分丰富。
三、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民族史逐步在相关高校及科研机构中设立，纳入新的教育与研究体系，形成了专门的民族史研究人员的培养方式，以及专业的民族史研究的学者群体。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集中了一大批各民族专家学者，一些民族地区也组建了民族院校，设立了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专业，对民族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
1955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设立了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室，云南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中国民族史教研室和研究室。1961年后，不少教授开始招收“历史专业民族史民族学专门化”专业研究生。1981年，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点。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了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点。“中国少数民族史”在1997年被列入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目录[19]。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专门史”中也设立了民族史方向。
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国民族史课程，有的院校还设置了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完整的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人员培养机制。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民族史学科设置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基本与所处地区的民族状况相适应，充分发挥了各地文献积累、人才分布的优势。与学科发展相适应，民族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机构及学术团体先后成立。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民族研究所，设立社会历史研究室。
吉林、贵州、广西等省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有专门的民族史研究室，或有专门的民族史研究人员。一些省设立了直属于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研究所，并设有专门的民族史研究室，或专门的民族史研究人员。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加强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及文献的研究，其中包括不少民族的历史古籍。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整理、出版了大量少数民族历史古籍。
1983年4月，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1985年在厦门召开第一届中国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学会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地的中国民族史学术团体陆续成立，如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等，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史学的研究。学术界不断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进行探索，民族史学逐渐与民族学、人类学区分，建立了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体系。学术界也开始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进行反思，认为原有的民族定义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存在缺陷，具有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等弊病。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民族研究》编辑部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对斯大林民族定义进行了评价和修订。同时，民族史学界对民族史研究进行总结、反思。1988年在昆明召开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主要议题是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的任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深化了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在中国民族史学科中，可以划分为民族史学理论、史实研究和考证、历史资料整理等分科，还可以根据地理范围分为南方民族史、北方民族史以及各地区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和历史上的民族政策也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中国当代民族史研究的特点
总体来看，中国当代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学家在民族史研究中，贯彻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及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注意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范式。
其二，民族识别工作对民族史研究有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后，学术界开始在识别确定的民族框架下进行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不断对民族史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民族史研究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体现出了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其三，改革开放后，民族史研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中国民族史编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民族通史、地区性民族史、族别史等不断涌现。中华民族史研究与撰述不断深化，大量民族史料得以整理与考订，古代民族史、近现代民族史、汉族史、民族关系史成果层出不穷，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民族经济史、法制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其四，对古代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的史学资料越来越重视，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收集出版了一批珍稀的民族史料，对推动民族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五，中国民族史研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史研究中成果显著，进展很大，所撰写的多部中国通史，都注重少数民族的地位，突出了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的内容。
其六，中国民族史学界的专家们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写出了很多反对“藏独”“疆独”的有分量、有说服力的论著，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的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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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J].历史研究，19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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