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语体系的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不得不正视的重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实现中国自主性这一宏旨。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话语体系方面同样存在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学界现有的讨论未能清晰区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中国主位意识、学术发展阶段和学术话语权。中国主位意识是话语重构的前提，但离开学术发展阶段决定的研究水平的支撑，不仅话语重构难以完成，政治学的话语权也将难以有效拓展。这三个层面不可或缺而又互相联系，构成我们反思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三个维度。就我国政治学现有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状况而言，也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具体剖析，进而明确后续学术研究应该转型的方向。当然，在这一努力中，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尊重学术共同体和学者的自主性，也要尊重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政治学,话语重构,中国主位,话语权,概念,理论,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与此相伴随的，一是学术主管部门和知识界共同推动的学术规范化，其中以20世纪90年代开始邓正来等人倡导并实践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为代表;二是由部分研究者倡导并逐渐为学术界所熟知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该取向与党和国家提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形成了呼应。从话语的角度看，无论是学术规范化，还是社会科学本土化，都意味着话语呈现方式和话语本身的某种重塑。
特别是本土化方面，更能体现学术话语的重构诉求。就政治学而言，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及其面临的问题。可以发现，学术界的这种努力来自学者自发的反思，体现了一定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这种反思和自觉，其实也正是我国提倡的理论研究基本原则。党和国家的官方话语一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并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简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党和国家的理论结晶，均意味着政治理论的中国化，中国主位和中国的主体性都得到了强调。而党和国家倡导的“洋为中用”的“拿来主义”，以及“古为今用”的现实取向，无不是我国一贯提倡的学术原则。这就是说，不管是党和政府倡导与促进的学术研究基本取向，抑或是学术界部分学者的自觉努力，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也一直在重构当中。那么，中央近年来为何专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问题呢?这种强调在什么意义上是全新的?
其中直接针对的问题和最主要的诉求又是什么?梳理习近平同志的专门讲话，①可以发现这其中的考虑，即中央此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问题，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即明确宣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表达中的中国主体性，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的主体性服务。这是一个统摄性的诉求，下面有具体的要求和指向。从政治学的角度仔细分析这种主体性诉求，可以发现，它至少意味着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因而意味着批判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范式;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相呼应的政治话语;是与中国崛起的现实和大国需要相匹配的学术话语;坚持中国本位的立场而非以“他者”眼光为主，接续中国历史和传统，将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发展道路更自主、更自信、更充分地向世界表达和呈现。
这种对中国主体性的宣示和强调，显然是一个政治导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因为它是追求话语领导权的国家行为，意味着国家对知识和学术的某种再造。中央如此强调这个问题，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中央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其话语状况有重构的需求;二是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其话语体系的创新方向是明确的。对政治学的学术话语来说，这两点的针对性无疑是非常明显的。
一、成为“问题”的政治学话语
正是因为要明确地追求并贯彻中国的主体性，我国当前的政治学学术话语才成为问题，或者说，才是一个急需改观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为使本文的讨论比较集中，本文只关注政治学学术话语，也就是在政治学界使用和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而就学术话语而言，简单地说，主要包括概念(范畴)、理论(理念，范式)与方法(路径，技术)三大板块。
回顾我国政治学恢复并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政治学在概念、理论和方法这三个方面均实现了相当的积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如果以中国主体性这一尺度来审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政治学学术话语存在的问题。具体到概念，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社会科学门类，其最经常使用的概念具有鲜明的专业特征和学科特征。
一旦一个概念成为政治学的常用概念，它就具有了政治学特有的内涵取向和侧重。因此，政治学本身的知识谱系会产生一些具有政治学学科特色的概念，如权力、国家、政体、自由、民主，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概念虽然来自其他学术范畴，或是借用了其他学科的部分概念，但在政治学的学术使用上已经实现了内涵上的转化，如结构—功能、合法性，等等。在国内出版物中，诸多工具书性质的“百科全书”、“手册”和政治学著作，对政治学基本概念都作有梳理和解释。显然，这些概念及相关解释，受到欧美学术话语的重大影响，我们很难在国内政治学讨论中看到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而原创的核心概念。
这与政治学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分支产生于西方的事实密切相关，但也与我国学者在锤炼和传播本土概念上的不足有关。在理论建构上，所谓“理论”，就是基于事实或推演而形成的对事物间关系的一种判断。理论有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之别，也有大理论和小理论之别。形成理论、建构理论并让理论为读者和同行所接受，这是学术研究在发现事实之外的更为重要的目标。在每一个学科的发展史上，都会凝练出一些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理论或命题，这些理论或命题由于与该学科所研究的基本问题相关，并深刻揭示了相关问题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因此成为后来者接受或讨论的焦点话题，对该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成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关于政治学学科基本的理论和定理，国内外不少著作均已有相应的梳理和总结。同样，这些理论及其建构逻辑，欧美学术话语同样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很少见到中国传统或当代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学的主流理论或基本理论而存在。就算我们也有一些努力和贡献，但要么很少体现为大理论或宏观理论上的贡献，要么只是具有地域性(主要是中国国内)影响的微观或中观理论。
在方法或方法论上，似乎不应过于强调国别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只有方法或方法论上的成熟与否，以及运用程度上的差异。但实际上，具体的某一或某几种方法同样也会限制我们的研究，甚至会扭曲我们的解释，进而影响我们对政治事实客观全面的把握。政治学研究中存在不同层面和类别的方法。有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如形而上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理论范式意义上的方法(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有分析路径意义上的方法(如政治系统论与结构—功能路径、国家—社会路径、国家—政党—社会—市场的分析框架)，还有研究技术和分析技术意义上的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深度访谈、田野观察等)。
就中国主体性这个维度看，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提及:部分政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略有生疏或回避，而直接接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由此产生对中国具体问题的局部解释，而无法形成对中国政治体系与政治发展道路的纵深洞察和总体判断;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要么方法陈旧老套，无法跟上国内外政治生活的新现实，要么一味追求分析技术上的前沿和新潮，而忽视中国语境下政治事实的本来面目;在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上，要么将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个案，运用通用方法来验证已有的政治学理论，要么将中国作为一个另类政体，而只倾向于问题化地研究中国政治，进而忽视了研究方法的适切性。
总之，从中国主体性的高度审视，我国政治学学术话语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自主生产概念、建构理论、创新方法的能力总体上偏弱，而简单采用来自欧美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依然严重。
问题是，现成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本来有其独特的经验基础，并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或运用于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中，更不能有效地支持中国政治的未来建构。特别是在采用那些明显具有价值偏好或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或理论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简单采用了“他者”的立场，对中国政治的特殊性未能充分审视，对中国政治的正当性未能充分认知。
由此导致了政治学的学术表达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要么无法呈现政治事实，要么片面呈现政治事实，要么虚构了并不存在的政治事实。而在政治学学术话语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的关系上，解释性话语明显不及批判性的话语，政治学话语的正当化功能尤显不足。虽然不能否认学者的研究应该独立，并应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批判应该在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事实之后进行，而不是纯粹从理念或分析框架出发，简单地批判现实并建构中国政治的未来。
不可否认，面对党和国家的急切需要，面对国内外政治诸领域的现实变化，我们的政治学学术话语多少显得供给乏力，或是供给错位。现有的政治学话语，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解释力不足，对党和国家政治决策的贡献度有限，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力有限，对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引导力更是微弱。特别是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学术话语最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在“挨骂”问题上的被动性。也就是说，本来我们在政治上做对了很多事，但在话语上依然没有有效地研究和呈现。因此，对党和政府来说，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就有必要倡导重构政治学话语;就政治学界来说，要使研究实现真正的转型与升级，同样需要重构学术话语。
当前，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话语体系的创新和重构正在轰轰烈烈地推进着。如本文前面所检视的，我国的政治学话语在中国主位意识、研究水平和话语权三个层面，均存在亟待反思和正视的问题。因而，需要在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上作相应的改进。只有这样，才能创新政治学话语体系，贡献于国家的政治话语权。但也要看到，目前追求话语权、促进话语重构的过程，也容易使学术研究具有偏向性和选择性。这样也可能会形成对西方政治世界的新偏见，和对本国政治的封闭的自我认知。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同时，在研究的积累性、传承性和学理性不足的情况下，短期内拔苗助长地推动话语体系更新，可能会立不住，沉淀不下来。这里尤其需要尊重学术共同体的自主性和学者的自主性，并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保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学术探索有自身的周期和规律，外力的刺激或干预并不能脱离这种周期和规律的制约。社会科学的学术探索既要全面深入地梳理、反思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作大量的调查研究或文本解读，更需要独立的思考和广阔视野下的比较。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新的事实，提炼新的概念，构建新的理论。而无论是学术探索的哪一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的积累。话语重构若要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学术共同体的检验，就要有相当的耐心和尊重。特别是对政治学的话语重构和研究转型而言，小到概念和提法上的变化，中到机制分析，大到政治理论的建构，都不能拔苗助长，通过急功近利的各种方式去刺激。
实际上，政治学学术共同体若能够基于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探索和积累，基于话语重构的研究转型就会水到渠成。否则，那种通过人为“打造”和“制造”的话语重构，特别是没有相应学术积累的伪研究，将不仅损害政治学者和政治学共同体的良性成长，从长远来看更会损害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