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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画像历史人物图像中的儒家思想

分类:文史论文 时间:2018-09-10

  摘要:汉代,儒家思想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出土的历史故事题材的画像石中,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历史人物图像突出了儒家“仁”和“礼”的思想。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思想繁荣的背景下,使得这一时期的厚葬之风盛行。画像石所刻画的历史人物图像,既表达出墓主人生前的理想,也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兴旺发达。

  关键词:汉画像,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儒家思想

  汉画像题材丰富多彩,作为一种当时的社会现象,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内容成为画像石的重要题材之一。两汉时期,由于受到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疯狂涌动的厚葬风潮,画像石作为一种丧葬礼制性建筑盛行开来。汉画像石不仅分布地域广,发现数量大,而且凝集了汉代绘画的艺术成就,是平民百姓参与艺术活动的反映和艺术智慧的结晶。目前学界关于汉代画像石中表现出百家思想的研究数量众多,学者们从不同学派的角度加以论述。

  笔者认同汉画像石中的人物故事及造型的塑造等受到了先秦百家思想的影响,同时认为历史人物受到了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思想在历史人物影响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通过画像石雕刻的历史人物故事图像,不仅体现了人物的特征描绘和塑造,又突出了不同时期历史人物所反映的儒家思想发展态势,还表现了儒家思想对当时社会及后世的影响。

  一、历史人物的塑造

  汉画像中塑造的历史人物极其丰富,可以说是汉代社会思潮中的一个缩影,尤其是统治者和贵族,他们留恋世间的繁荣和幸福,渴望长生不老,所以求仙问药的事情屡见不鲜。然而人类终究无法与自然规律相抗衡,有生必有死,当死亡降临之前,所有的幻想都化为泡影,所有人都必须走向生命的最后归宿——墓穴。人们把生前的荣华富贵或未竟之志以及对来世美好的愿望等内容都刻在石头上,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渴望,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得到满足和佑护。

  汉代人所追求的“事功”主义,除了对封官拜爵的渴望和长生不老的美好憧憬之外,还有对侠客、军功及武力的赞赏。画像石上刻画了许多义士人物,他们是汉代人敬仰的英雄,飞奔的马是汉代人建功立业的工具,武士骑马和炫耀武器等都表明汉代人对强悍运动力量的崇尚。画像石中的讲经图和忠孝图,表现了汉代重孝道和尊儒的社会风尚,刻画历史人物并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墓主人热情的追慕或力图实现的志向。

  极其丰富的人物画像并非凭空捏造出来,而是当时社会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浓郁生活情趣的直接反映。儒家学说不仅影响了汉代政治体制的建构,也促使形成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戒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汉代的塑造艺术和雕刻技艺自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画像石的人物塑造艺术成为宣扬并巩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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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历史人物故事图像分析

  (一)孔子问礼于老子

  这幅“孔子见老子”故事画像大约发生在春秋末期,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孔子和老子是两位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人物,据《史记》记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1]“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2]这幅拓片刻画的人物有三位,孔子和老子以及中间的孩童项橐,他就是当时鲁国神童,相传曾经为孔子之师。该画像风格略显粗犷,雕刻简洁,突出孔子问礼这一主题,省略了孔子随从弟子出行的人物画像。孔子和老子人物脸部和身体正侧面的造型,在各地出土的画像石中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一般都会在两人中间雕刻一个推玩具车的小孩项橐,这些人物造型的模式几乎成为普遍现象[3]。

  石刻画像表现了孔子虚心好学的精神,孔子对老子深为敬佩,据说孔子回鲁国后弟子越来越多,可能在于孔子见到老子后学到了很多知识。在出土的画像石中,关于《孔子见老子》的画像数量众多,这成为儒学在东汉深入人心的表现之一,虽然各地出土画像的艺术所表现手法不同,雕刻的方法和形态也不同,但是都生动刻画出了孔子虚心求学的情景,这不仅代表我国古代两位学者历史性的伟大会面,更是儒道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不管画面怎样变化,孔子都是其中的主角,表达了学无常师的孔子向老子或项橐学习的同一个图像意义。[4]

  该墓室画像反映了东汉时期陕西当地社会思想的生动历史画面,孔子问礼这一主题突出了谦虚好学、尊老敬贤的儒家传统美德。汉代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举孝廉的选拔人才制度的形成,对两汉的政治经济繁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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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荆轲刺秦王

  这幅拓片出自四川乐山麻浩汉代崖墓,长3.85米、高0.58米,[5]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荆轲刺秦王画像。该画像中间有铜柱竖立,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跑,铜柱上缠绕着匕首,使之更艺术化。柱子右侧的荆轲被一位大力士紧紧抱住,柱子左侧的秦王举剑后指,旁边的两位大臣受到惊吓而后退倒下,最左侧地上放着盛有樊於期的头函,秦舞阳吓得跪在头函之后。

  整个画面描绘得相当壮烈,动作和姿势生动形象、令人震撼。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年,《史记》中有详细记载。司马迁高度评价荆轲:“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6]崖墓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画像反映了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激烈斗争,其最初是借荆轲侠义勇猛的形象来驱鬼辟邪,以达到镇墓的作用,但是石刻画具有明显的褒贬之意,歌颂荆轲的“勇”“仁”“义”的精神。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7]

  作为侠义之士,荆轲是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即使失败了,也体现了一种忠义献身的儒家思想。他的行动在今天看来是逆潮流而动,阻碍秦王统一六国,阻碍中央集权的进程,但是他那种从容赴死,不论成败的精神在汉代广为传播,一直流传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敬佩。秦王虽幸免于荆轲行刺,但终究无法逃脱“秦亡汉兴”的命运。四川地区所见“荆轲刺秦”图案的构图方式及细节表现相比山东地区而言,画面舒朗,刻画粗糙,情节简单,故事要素不如前者齐备,似乎更多注重故事梗概,不拘泥于细微。[8]

  (三)鸿门宴

  这幅鸿门宴画面雕刻有六人,中间一人挥舞长剑,是伺机行刺刘邦的项庄,右侧头戴高冠跪坐的是沛公刘邦,刘邦身后有一人跪坐,其腰间佩剑,应当是项伯。右侧的三人,既有跪座又有站立,分别是项羽、范增和张良,站在最左侧的范增以紧张焦虑的目光期待着项庄刺杀刘邦。石刻画表现出刘邦临危不惧的形象。刘邦最终全身而退,其行为举动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尽管刘邦并不喜欢儒生,且大骂儒生,甚至还做出用儒冠撒尿的荒诞事来,但我们发现在鸿门宴中,刘邦集团的为人处世显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刘邦的表现合情合理,以致项羽没有除掉刘邦的理由。秦汉之交,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观念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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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石《鸿门宴》所要表达的深意是刘邦以仁义夺取天下。[9]鸿门宴上项羽未杀刘邦,项伯的作用不能忽视。《汉书》记载:“项伯还,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大功,击之不祥,不如因善之’。”[10]项伯挺身而出保护刘邦,其行侠仗义的行为以及对张良的报答,使得刘邦在鸿门宴全身而退。鸿门宴图旨在宣扬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伦理原则。图中六个人物造型生动形象,既表现了浪漫的荆楚意向,也体现了这种独特的南北文化的混同合作。

  (四)孝子丁兰,刻木事亲

  这幅画像石拓片出自山东嘉祥武氏祠,属于东汉晚期,由于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在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域大量出土表现儒家思想的画像石,这些区域的儒家孝文化浓厚。百善孝为先的古训世代相传,丁兰刻木事亲的故事很好地诠释了孝道,不仅表现了他对父母的至诚孝心,他的行为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画面左侧为丁兰之父木像,丁兰跪在木像前,右上方跪坐的一位妇人为丁兰之妻,石刻上写着:“丁兰二亲终殁,立木为父,邻人假物,报乃借与。”

  丁兰似乎在征得木雕像的同意后然后把东西借给邻居。这个故事简明易懂,且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丁兰的孝行主要通过他制作木雕像来表现。[11]孝道被儒家视为“万事之本”,尤其在汉代,有无孝行不仅关乎到一个人的名誉,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荣辱升降。[12]《孝经》记载:“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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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13]在两汉,孝道不仅仅是举孝廉做官的重要评价标准,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无论尊贵还是卑贱,都要实行孝道,没有开始与终结的区别。武氏祠孝子丁兰画像既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纪念和尊重,也希望武氏家族后代能继承这一孝道。作为今天的我们在理解“孝”的深刻内涵基础上,在父母生前最起码要保证父母的衣食无忧,关心父母的健康,多些时间陪伴父母,从情感上尊敬父母。要勇于献身,救父母于危难之中。孝行靠自觉并且毫无怨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履行儿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三、儒家思想的影响

  汉画像石表现出墓主人留恋现实,幸福永驻,渴望得到满足,最终还是要面对死亡,墓室里的石刻画像表达了墓主人曾经的拥有,以及对历史人物的敬仰和对来世美好的向往。汉代人向往自身生活的完美,追求其人文价值,关注社会道德,把圣贤、明君、忠臣、烈女、孝子、义士、侠客等人物,通过丰富的艺术手笔,雕刻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这表明儒学在两汉时期已深入人心。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与高祖刘邦的故乡接近,儒家重孝,形成厚葬为德的社会风气。处在中原荆楚文化的交界处的南阳,受到楚人“灵魂不死”的信仰观,而且又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所以这些地区封建达官和士族众多,他们不论生前死后,势必大兴土木,生前高贵,死后也要表现其高贵,通过雕刻历史人物故事来表达墓主人终其一生的远大志向,这也反映了汉代人普遍的价值观,追求高官厚禄,享受生活乐趣。东汉后期,山东、河南、江苏、陕西、湖北和四川等地区的人物画像艺术更加兴盛,汉画像石中刻画的历史故事,一般说来,仅仅是广泛流传在当时社会上的故事中较为典型的一部分,其中许多是宣传封建的忠孝节义等道德伦理观念。[14]

  石刻艺术继续向前发展,画像石也在整个东汉社会的厚葬狂潮中迎来了极盛期。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全国陷入了长期混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画像石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结语

  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使之教化后人,形成普世价值观。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通过对墓葬壁画中的历史人物精心雕刻,使得历史故事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更深入人心。当儒学和谶纬神学以及神仙思想共同流行时,追求升仙就成为汉代人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历史人物故事的画像石经过画匠设计和石匠雕刻,基本上符合墓主人或者其家属的要求。工匠们在刻画的同时拥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他们的创作将历史人物赋予更多的神仙色彩,让逝者有美好的生存空间,给生者更多的安慰。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09.

  [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40.

  [3]郑立君.剔图刻像:汉代画像石的雕刻工艺与成像方式[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39.

  [4]王元林.试析汉墓壁画孔子问礼图[J].考古与文物,2012,(2):77.

  [5]唐长寿.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J].考古,1990,(2):114.

  [6]﹝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38.

  [7]﹝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3.

  [8]郑红莉.汉代画像石“荆轲刺秦”图像探讨[J].考古与文物,2016,(3):78.

  [9]李英.南阳汉画像石的档案学价值[J].中原文物,2012,(1):68.

  [10]﹝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

  [11]〔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2006:297.

  [12]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26.

  [13]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4.

  [14]吴曾德.汉代画像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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