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水浒传》遵循“复古”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它的五方面特点：在叙事的过程中展示人物个性；善于描写拚战之事，尤其有对宏大战斗场面的铺张描写；布局的严整美、对称美；尽量抛弃虚假的故事情节，再现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大量穿插诗词曲赋等。凡此种种，均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水浒传 前代文学 以事见人 战争 对称美 现实主义 穿插
儒家大师孔子提出“温故而知新”的着名论断，主张既要研习古代文化遗产，又要弄懂新的科学知识。其中，包含着“复古”与“创新”并举的原理。这一原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遂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既“复古”又“创新”的思潮，这种思潮波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它又一变而为一种文学理论。从秦汉到宋元，司马迁、班固、陆机、刘怨、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关汉卿、王实甫等，他们或深人阐述这一理论，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着这一理论。我们仅以唐代大诗人杜甫为例:他“读书破万卷”，尽量吸取古代典籍的精华，开阔知识视野。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广泛地继承优良的创作传统。他“别裁伪体亲风雅”，对文学遗产有所甄别、有所批判、有所借鉴。他“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感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创作上惨淡经营。他“窃攀屈宋宜方驾”，向古代一流作家看齐。他“下笔如有神”，表现出创作的灵活性。他“语不惊人死不休”，更反映出在文学成就方面欲超越古人的气概。由此看出，杜甫诗歌创作能够“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绝非偶然。他以“学古”为基础，以创新为出发点，以超越古人为终极目标。他以出色的诗歌创作实践，回答了如何“复古”与“创新”的问题。
到了明代，施耐庵以杜甫等人为榜样，他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于上至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下到宋元话本所形成的优良创作传统，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它既遵古昔之法，又变世俗之文，是一部“收百世之胭文，采千载之遗韵”的、“复古”与“创新”相结合的艺术佳品。
从纵向看，《水浒传》是一部梁山起义军的兴衰史。从横向看，其主体部分由108位英雄的传记组成。描写这些英雄的事迹，并以此成功地塑造他们的英雄群像，是全书最突出的创作特色之一。
全书描写的好汉，由于来自秦、晋、燕、赵、齐、楚、吴、越等广阔地域，来自工、农、商、学、兵、政等各个阶层，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是各地区、各行业的精英。大家云集梁山，无疑形成当时全天下最高规格的人才集团。这个集团的十分之一左右的成员，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金圣叹称其中一些人为上上人物，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评论者们往往把《史记》与《水浒传》进行对比，认为两者都是以人物传记为主体的最成功、最伟大的作品，只是前者主要依据史实撰写，后者更多地包含了虚构成分。我们觉得，后者接受前者的艺术影响是最为显而易见的，两者最可进行比较的，仍然在于对人物事迹的精彩描写方面。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概括指出:“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枚举。而其所最称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邓，范(唯)蔡(泽)之倾，(张)仪(苏)秦之辩，张(耳)陈(余)之隙，田(盼)窦(婴)之争，卫(青)霍(去病)之勋，朱(家)郭(解)之侠，与夫四豪(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之交，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算，十吏(至阵都等)之酷，诸吕(吕禄、吕产等)七国(吴王刘澳等)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真千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与之相比，《水浒传>}}所最称犀利者”，则无如: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醉打孔亮;鲁达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村、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速斗浪里白跳、沂岭杀四虎、斧劈罗真人、探穴救柴进;林冲误人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水寨大并火;吴用说三阮撞筹、智取生辰纲、智赚玉麒麟;花荣大闹清风寨、梁山射雁;杨志卖刀、押送金银担;宋法怒杀阎婆惜、吟反诗、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还有时迁盗甲之琐屑，真千秋绝调矣!书中警策，往往似之。
归结为一点，《水浒传》以事见人，已如前所说，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刻画人物形象。仅以武松为例，叙述景阳冈打虎的事件，夸张地显示他有回天倒日之力;以“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事件，反映其除恶务尽的信念，“一饭之德必偿，旺毗之怨必报”的个性;以“十字坡遇张青”之事，重在表现其“识性明悟”的特点:以“威镇安平镇”之事，展示其负能使气的个性特征，以“夜走娱蛤岭”之事，表现其除强扶弱的气概;以“醉打孔亮”之事，反映其“吃软不吃硬”的个性等等。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性格多重化与复杂化的武松形象，被塑造出来。
在金圣叹看来，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优越之处，在于能够“因文生事”，充分发挥想象力，“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劣势，在于“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这虽然只是严格区分“小说”与“史书”的不同写法，其实，也约略说明《水浒传》对《史记》的写作艺术，即有继承，又有创新。正因如此，武松等好汉的事迹被描绘得异常生动，他们的名字有口皆碑。
善于描写战争的经典着作首推《左传》。它不独描写的大大小小战争的次数多得惊人，而且注重描写战争的起源、酝酿过程、双方的作战部署或策略以及胜负原因之所在等。它只略写交战的场面，即使对“五大战役”的战斗场景描写，也只是三言两语。描写战争与之相媲美的《史记》，既描写战前双方的动态、战争的因果关系等，也摄取了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其中，它对交战的场景并不进行求全求备式的铺张描写，对拒鹿之战的场面描写，也仅用了一两段精彩的文字。
一方面，《水浒传》继承、借鉴《左传》、《史记》的优良创作传统，善于描写厮杀、争战之事。小到两人的格斗，大到千军万马的交火，无不挫于篇幅之内。全书描写梁山好汉参与或发起的规模不等，性质不同的格斗、战争数十次，诸如大闹史家村、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罐寺、风雪山神庙、智取生辰纲、单打二龙山飞双夺宝珠寺、水寨大并火、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智杀裴如海、三打祝家庄、打高唐州、大破连环马、打青州、闹西岳华山、芒场山降魔、月夜赚关胜、雪天擒索超、智取大名府、降水火二将、夜打曾头市、打东平府、打东昌府、两赢童贯、三败高球、破大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等。尤其前}o回，作者将一些格斗、战争写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使故事情节变得曲折离奇，不单纯是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是更希望引起读者的深思。一些描写至少表明:好汉们是代表正义力量进行格斗的，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邪恶势力终将受到惩罚，善良的人们是不可欺辱的，他们的冤屈理应得到昭雪。一些描写表明:好汉们有时由互相较量到情投意合，即化干戈为玉帛、自有其主、客观缘由的。某些描写还表明:好汉们所发动的战争、一般属于正义战争，加之吴用等好汉灵活运用一些战略战术，包括古代的军事思想、原则，因此，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量描写或注重揭示战争发生的原因，双方胜败的因果关系;或预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交待战争的准备过程;或显示战争的主导一方的政治意图及获得的经济效益等等，都给读者以回味的余地。
另一方面，《水浒传》对《左传》、《史记》描写战争的方法有所突破。有时全方位地勾勒交战前后的各种场面，大肆铺叙厮杀的情景。仅以“智取大名府”为例，作者似立于天外，俯视双方战局，洞察战争的全部进程。按金圣叹的说法，作者足以匹敌怀有“绝异非尝”之口技者，尤其能维妙维肖地讲述在同一时间或同一空间发生的各种战况。首先镜头对准我方:吴用与宋江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先后派出时迁等十二拨好汉化装人城。镜头同时对准敌方: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等一干官员，也对元宵放灯、巡逻、警备等事宜一一做出安排。镜头再转到我方:依次派出正面进攻的八路军马。镜头一摇，又是十二拨好汉，三三两两地暗暗相会于城内各个据点，大家做好投人战斗的后期准备工作，浓烈的火药味扑鼻而来。镜头几经调转，鼓打二更，时迁火烧翠云楼，北京之战全面打响。镜头又辐射式地摄取壮观的战斗场面，即以梁中书等惊慌地四处逃窜为线索，将整个战局暴露在读者面前:十二拨好汉几乎一齐发作，如十二把锋利的尖刀、搅动着北京的心脏地带。八路军也几乎同时上阵，拦截追杀，来势凶猛，如伸人瓮中抓鳖的一只只神奇的手。俄顷，战斗基本结束。然而，镜头同时摄取的场景更多;梁中书老小一门良贱被杀;王太守一家老小被杀;卢俊义、石秀被放出大牢;李固、贾氏几乎同时被捉。最后，镜头一摇，天色大明，在城外会合的梁中书、李成、闻达等遭到我方的伏击，三人撞破重围，才成为漏网之鱼。
我们再次强调指出，作者描写这场战争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多次将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战况挫于笔端。换言之，出色地完成了时间与空间艺术双重再现的任务。
总的来说，《水浒传》既是描写战争的文学名着，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军事科学着作。
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已经出现一些宏篇巨制，全书讲求谋篇布局，分散整合。以《墨子》为例，仅以现存的五十余篇看，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天志》、《非命》等均分为上、中、下三篇，三篇自成体系，三篇与三篇之间又形成互为对称的格局。《韩非子》亦复如此，有《说林》上、下两篇，《内储说》、《外储说左》、《外储说右》各上、下两篇。这种部分化的对称格局，在汉魏六朝辞赋的创作中，已演变为整体化与独立化。一些辞赋作家，有意无意地写出自成对称格局的作品，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张衡的《东京赋》与《西京赋》;江淹的《恨赋》与《别赋》等。当然，也扩展到此时及唐宋时期的诗文创作，如诸葛亮写有《前出师表》与《后出师表》，杜甫写有《三吏》与《三别》，范成大写有《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各十二首的大型组诗《四时田园杂兴》。
《水浒传》融合历代诗文的这些创作特点，形成篇章结构从整体到局部的对称美。全书以第71回为分水岭，形成前70回与后50回两大部分，它们分别写梁山起义军的一盛一衰，迥然是两样笔墨，两者大体上形成对称。为鲁智深立传的五回书与为林冲立传的五回书，互为对称。继为武松立传的十回书之后，接上为宋江立传的十回书，两者又形成对称。描写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四部分内容，每部分约占十回书，它们又形成两两对称的格局。此外，描写的重大战役之间互为对称，如“三打祝家庄”与“三打大名府”，“两打高唐州”与“两战连环马”、“两赢童贯”与“三败高休”等。再者，描写的事件之间形成对称，如武松景阳冈打虎与李述沂岭杀四虎，宋江杀阎婆惜与杨雄杀潘巧云，江州劫法场与大名府劫法场，林冲刺配沧州道与卢俊义刺配沙门岛等。
总的说来，《水浒传》从前后两大部分，到部分回目与回目之间，从描写的重大战役之间，到描写的事件与事件之间，都形成互为对称的格局，从而使全书在多层面、多部位、多角度上，形成一种对称的美，严整而和谐的美，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情趣，增强了其美学价值口
从先秦的神话、传说、寓言，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再一变而为唐代传奇。这些作品既披着神秘的外衣，又包含着严肃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国文言小说的成熟作品唐传奇，更是如此。在借鉴唐传奇等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水浒传》尽量剔除其虚假的情节，还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记叙一件件真实可信的事，包含多样的情趣，成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水浒传》描写的主体内容，都是经得起推敲的。随便说来，高徐的发迹，绝非偶然，岂不符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土无名”的政治现实?梁山起义军由弱变强，由盛到衰，基本接近于史籍的有关记载和民间传闻，也符合客观事物的某些发展规律。至于说到朱全笃于友道，先后放走晃盖、宋江、雷横，最终自己宁可刺配沧州牢城;陆谦趋炎附势，出卖林冲、弃友情如遗迹，牛二撤泼，邪歌乖觉;柴进结交江湖，王伦嫉贤妒能;燕青精明强干，乐和见机而作;杨志时运不齐，林冲命运多蚌，高衙内横行霸道，武大郎软弱可欺;黄文炳心术不正，李透一派天真;西门庆欺男霸女，鲁智深济危扶困等等，真人、真事、真性情、真境界。即使号称梁山泊“五绝”的戴宗之神行法，张清之飞石、花荣之箭射、燕青之厮扑、安道全之医术，也都是当时人们完全可以掌握的最高水准的一些技艺、本事而已。武松之嗜酒，王英之贪色，白胜之乱赌，张旺之狂缥，李忠之吝音，梁中书之敛财，李速之好斗等，应验了“酒色财气在人间”这句老话，给读者以强烈的真实感。
《水浒传》仅有个别章回披着神秘的外衣，实际上它们与主体内容相互配合。以“洪太尉误走妖魔”的神奇故事为始，预示梁山好汉的“出世”，实际上等于预告小说的群体主人公为108位英雄。以“微宗帝梦游梁山泊”的离奇情节作结，描写微宗梦遇宋江等亡故的梁山好汉，等于总提好汉们的悲惨结局。“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的荒诞故事，讲述九天玄女传宋江三卷天书，嘱托他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等内容。其实，包含着梁山好汉后来坚持的政治方向。至于智真长老、九天玄女、罗真人这些虚构人物，他们所说的褐语、天言、片言等，只不过都在揭示梁山起义队伍或个别好汉的归宿问题。当然，与之同类的“人云龙斗法破高廉”、“托塔天王梦中显圣”等情节纯属捏造，即使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足为凭。从总的方面看，《水浒传》真实再现了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
与其它几部古典长篇小说相比，《水浒传》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渗透着天命、徽纬、正统等观念、学说;不像《西游记》那样一味地说魔说怪。正是在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下，《金瓶梅》以现实社会生活人篇，《红楼梦》写尽人情世态。就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而言，也难免包含一些荒诞不经的成分。如开篇便编造神瑛侍者人世，绛珠仙草下凡的故事，当然旨在暗示宝、黛的爱情悲剧，与《水浒传》开篇的离奇情节属于同一类型。
五
《水浒传》在语言艺术形式方面，保留宋元话本的痕迹最为明显。
说话人叙述故事的底本，称话本。从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看，当时的民间艺人在讲述故事之前，或为了等齐听客，或为了镇定场上动静，或渲染某种气氛，或引人人胜，或明示情节的发展脉络，或揭示故事的主题等，先背诵一首诗或一首词，或先拉扯别的人物、事件，以“引子”的形式，冠于所讲故事之前，称“回头”、“人话”等。故事讲述到关键、精彩之处，往往有诗为证。重要人物出场，一般有赞语，场景一旦转换，“但见”二字领起一段介绍性的文字。故事讲完，结尾缀以诗词、韵语，概括故事的思想意义、教育意义等，以期引起听众的思考。
百回本《水浒传》全面保留宋元话本这些文体特点。正文之前有“首引”，透露天里地煞将下临凡世、降在人间的消息，给读者造成巨大悬念。结尾录有两首七律:
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当日亦堪怜。
一心征腊摧锋日，百战擒辽破敌年。
煞唯里星今已矣，谗臣绒相尚依然。
早知鸡毒埋黄壤，学取鹤夷泛钓船。
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暗，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琴洼理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第~首从韩信、鼓越等历史人物身上，引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沉痛教训，哀挽宋江等好汉风流云散的悲惨结局，指斥豺狼当道的黑暗现实，主张不要以身殉于功名，应该像范兹那样，功成之后，走独善其身的道路。第二首缅怀梁山好汉生前干出的惊天动地的业绩，赞扬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与忠贞不渝的品质，指出他们将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敬仰，对他们的横遭迫害再次表示深切同情，流露对乱臣贼子的刻骨仇恨情绪。两首诗基本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
《水浒传》的每一回，更像一篇宋元话本。以最着名的第16回“智取生辰纲”为例，开篇为一首《鹤鸽天》词:
里星起义在山东，杀唯纵横水浒中。可是七星成聚会，却于四海英雄。
人似虎，马如龙，黄泥冈上巧施功。满驮金贝归山寨，懊恨中书老相公。
总提农民起义发生的区域，天是、地煞出没的据点，起义军初创时期的人数，它的创立将产生的影响。再交待其成员的特点，他们智取生辰纲的地点，大家最终的收获及落脚点，这次行动所打击的真正对象等。对此回书甚至有关章回的内容，做了高度概括。
正文推出我方与敌方各自的周密策划活动之后，说到杨志一行十五人于五月半乍离北京，便引用昊七郡王的八句诗，说明当时“酷热难行”。说到他们“行了十四五日”，天气十分大热，就第二次引用古人八句诗说明之。紧接着为了说明“热不可当”，又以“但见”二字领起，缀人一段韵语，其后面几句是:
空中鸟雀命将休，倒撕入树林深处:水底鱼龙鳞角 脱，直钻入泥土窖里。直教石虎喘无休，便是铁人须汗 落。
如此反复渲染天气大热，既暗示着事态的发展，即杨志与同伙的矛盾不断激化，又说明客观条件越来越有利于好汉们“智取生辰纲”。当说到黄泥冈，仍嵌进一段韵语，如其中两句:
吸峨浑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
将黄泥冈立体化，让读者提心吊胆地关注即将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接着，双方由各揣心腹事的一番活动，到略有接触。然后，白胜出场，他“挑着一副担桶，唱上冈子来。”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
唱词不独“对景挂画”，也不独揭示农夫与王孙的不同表现，重要的是故意混淆杨志等人的视听，瓦解其警惕性，神奇地舒缓着场上紧张的气氛。
结尾的特写镜头对准寻死的杨志，接连以两个“正是”领起四句诗:
虽然未得身荣贵，到此先须祸及身。
断送落花三月雨，摧残杨柳九秋霜。
对杨志又是嘲讽，又是同情。暗暗赞许好汉们的行动，隐隐嘲笑梁中书献生辰纲只是枉费心机，言有尽而意无穷。
两相对照，《水浒传》学习宋元话本文体特点，每一回的首尾、中间大量穿插诗词曲赋，使之起到各种各样的作用，成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一大艺术特色。
归纳起来，《水浒传》的五方面特点:其一，在叙事的过程中展示人物个性;其二，善于描写拚战之事，尤其有对宏大战斗场面的铺张描写;其三，部局的严整美、对称美淇四，尽量抛弃虚假的故事情节，再现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其五，大量穿插诗词曲赋等，均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密不可分。显然，仅以这几方面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够，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 稍后学术顾问联系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