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后现代哲学理论的反权威、反知识中心、解构抽象话语、消除同一性为其直接源泉,挑战西方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破解传统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主张多元主体和多元认识论框架,企图通过推翻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唯理主义基础,建立包含意识结构和无意识结构主体的女性主义知识体系,以新的方式描写人类知识及其获得过程。其克服了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经验主义和立场论在知识与情境、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关系问题上选择所面临的犹疑困境,但依旧面临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后现代哲学,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知识,主体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转向产生于学者们对传统认识论的反思和对女性作为认识主体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知识的所谓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批判,理论探讨集中于女性认识主体资格、认识的本质、知识体系的构建、认识主体的优先性以及女性经验与知识客观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1],主张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去建构世界知识体系[2][3][4][5][6][7]。
后现代主义哲学所倡导的体验人本观、多元识解论、反本质论、反中心论、反基础主义等理论主张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8]。
本文主要分析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特征、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及其理论局限,充分展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价值,彰显其对当代性别平等理论研究和性别平等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思想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反权威、反知识中心、解构抽象话语、消除同一性为其直接源泉,挑战西方思想的认识论基础,破解传统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企图通过推翻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唯理主义基础,建立包含意识结构和无意识结构主体的女性主义知识体系,以新的方式描写人类知识及其获得过程。认识主体兼具结构、过程和实践三个特征。
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解构宏大叙事,否定具有所谓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真理话语,而代之以具有局部性和多元性的话语模式[9],摒弃逻各斯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其实是男性中心论)的西方传统唯理主义哲学基础,消除诸如感性/理性、男性/女性、主动/被动等一系列不恰当的二元对立范畴,瓦解根据希腊哲学奠定的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前提,通过对传统知识结构的解构来重建知识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解构,并非仅仅是在现有概念上简单地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而是试图提出新的认识论范畴,建立新的认识论模型,以此为基础超越形而上学对立系统,实现认识论上革命性的跨越[10][11]。
因此,无论是较为保守的本质主义观还是较为激进的建构主义观,都主张革新传统认识论知识体系,解剖传统理论话语,揭示为传统形而上学所忽视的知识系统和知识构建方式[12]。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具有统一性、整体性和本质主义的主体和客体,而只有异质的、具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的个体,所有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都不具有永久性,个体身份需要借助于个体间相互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相对关系方能确定。
因此,女性的所谓“本质身份”并非与生俱来,亦非恒久不变,更非整齐划一。既然社会关系具有多样性特征,那么,作为社会成员的女性就必然是一种多元复合体。多元复合体需要在不同个体间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动态地构建。因此,每个女性的身份都具有变动不居的特性,只有借助于动态范畴网络方能理解其本质属性和经验原则。无论是社会性别身份,还是阶级身份,抑或是种族身份均不具有完整性和永久性。这样一来,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统一主体也就不复存在[1]。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重视社会主体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主张从概念和方法论方面研究与生物技术相关的问题,强调有必要克服自然—文化二元模式并消弭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二者之间的间隙。以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聚焦于女性主义观念的发展史和与代际差异相关的编年史问题,质疑传统社会建构论的相关性主张,将生物学从结构功能主义中剥离出来,建立具有创造意义的进化发展模式,经验主体就是具有全球经济可自由支配权的主体。当今世界上的生物政治或生物权力实际上就是生物剽窃(bio-piracy),它以滥用女性的生殖权力为目的。科学理性和技术发展的欧洲中心论有碍于文化多样性的建立。父权制不仅使生物剽窃合法化,而且宣扬单一文化模式和均质化。为了消除这一不良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就必须采用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来建构知识体系[13]。
三、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主要特征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以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等哲学家的理论学说为基础,反对形而上,否定本质,拒斥统一,解构确定性,企图终结形而上学传统和传统认识论,旨在恢复女性作为认识主体所应具有的合法地位和合理主张[7]。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具有以下特征:
(1)不确定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相对性和动态性方面。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看来,无论是认识主体还是认识客体都具有不确定性,所有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无不受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历史文化背景、所从属的民族或种族、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所从事的职业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各种偏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必然具有不确定性。
不同的认识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必然构建出不同的知识体系,而不是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知识体系。为了反映不同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客观现实性,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不断变化,随时调整,以便准确揭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以及制约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各项要素之间相互联动的内在机制,因而呈现动态性特征。
最为重要的是,作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延续性、变化性、发展性特征,而且,人的一生都处于发展之中,发展并非一种单方向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复杂的新旧更替的过程,涉及生理、心理、认知、社会环境、文化等诸多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取决于别的方面的发展变化[14][15]。
这就意味着,知识的形成和获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甚至知识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认识的结果。认识主体由众多具体的个体组成,而不是由所谓的普遍的人类性或妇女性组成,因此,可以说,认识主体性就是一种主体间性[16],所有寻求知识的努力均定位于社会文化语境中[17],因此,知识建构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同样也离不开众多认识个体的社会经验及其所从属的阶级和种族及所具有的社会文化背景[18]。由于认识主体具有相对性,因此,作为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的知识同样具有相对性。
(2)体验人本观。
体验是认识的基础,一切认识及其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是认识主体基于感觉运动系统对认识客体的感知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和信念。认识客体不仅需要理性知识,而且需要感性体验。概念和范畴在认知主体的经验行为中形成。感知是意义的基础,而生理构造则是感知的基础,因此,不同的生理构造必然有不同的感知机制和感知体验,不同的感知机制和感知体验则必然具有不同的认识方式和认知结构[19][20][21][22][23][24]。可以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女性的实际经验[1]。
(3)复杂性。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看来,无论知识本身还是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是一个恢弘复杂的架构,涉及诸多因素,各个因素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复杂网络,呈现动态性特征。科学和权力密切联系,尤其在20世纪末,在一个充分文本化与符号化的世界,科学实体并不是具有连贯法则的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客体。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认为,所有知识宣称与认识主体具有历史偶成性[25][26]。知识是一个社会活动和社会过程,是一个创新、实践过程[27]。知识的形成和创立过程必然涉及认识主体的性别、信仰、经验、立场等诸多因素,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知识体系,自然也就会有不同的认知结构[28][29]。
(4)多元性。
认识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30]。实际上,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认识主体并不存在,相反,普遍存在的都是异质的具有个体特征的认识主体。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主张对妇女的“本质身份”进行解构,不再把妇女当作是一种同质性的存在整体,而是将妇女视为一个多元认识主体,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感知体验和认识架构。这意味着,女性并非一个具有先验特征的同质的社会行为主体,而是一个在后天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具有异质特征的社会行为主体,其身份的建立、性属的确定和知识的形成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不具有先验性、永久性、完整性等特征[1]。
另外,认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以及知识的构建受制于诸多因素。科学知识与权力、政治、种族、阶级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换言之,知识构建与认识主体在科学、种族和性别的特殊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26]。认识主体的信念、情感、经验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均会对其知识建构产生影响[1]。
不同的认识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信念、情感、经验和社会文化框架,自然会以不同的方式构建知识体系,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主张多重真理、多重角色、多重现实,拒斥妇女的本质属性和成为女性的单一途径。
(5)反基础性。
与标榜以本质性、基础性、决定性和主体性为中心的所谓本体论哲学不同,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大力倡导去中心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中心,坚决否定逻辑中心论、人类中心论、菲勒斯中心论和“理性至上论”[8]。
基于德里达的“解构论”和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对人本哲学传统进行了进一步否定和解构,大力倡导“后人道主义”,反对具有单一性的女性本质论和具有同一性的知识构成观[31]。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通过将阶级主体置换为性别主体,彻底瓦解了同质化的统一“女性”主体[1]。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及其理论局限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反对一切中心论,解构西方传统唯理主义哲学基础,摒弃一切不恰当的形而上学对立范畴,瓦解根据希腊哲学奠定的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前提,消弭抽象的所谓女性本质和女性同一性主体,主张多元主体和多元认识论框架[32]。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主张放弃强者/弱者、中心/边缘、优势/劣势等二元对立模式,而代之以多元模式,即所有女性都是具有平等认识资格的认识主体和言说主体,具有同等的发声机会和建构平等言说空间的诉求[33],摈弃了传统的常识性批判策略,不再以研究者个人经验为原点,避免将对某种信念的应然诉求与实际研究中所应采取的价值中立立场混同起来,将研究的场景移出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熏染过久的整体认知框架,并力图站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当事人的立场上发言或倾听其声音,或者说,复原和发掘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被湮没、遮蔽的各个女性当事人的声音,以多元合唱曲谱取代单调的独角戏剧本,进而将各个具体的女性当事人的现代性经验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加以重新审视、验证,用社会历史考古的眼光去解构由现代逻辑创造出来的群体经验。
特别是从某些个人经验出发拼接起来的群体经验,超越囿于个人经验的价值评判,在多元社会文化历史的考古层面定位这种评判的合理性标准,复原众多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女性个体的真实体验,避免基于现代性价值支持的个人遭遇的咀嚼式直观反映,进而保持女性作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间距,避免个人经验“信念化”[35]。
这样的理论取向符合当今社会实际,有助于现实民主政治的推进。从学理层面上说,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扩宽了传统认识论的研究范围,革新了其研究方法[1],而且,还克服了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经验主义和立场论在知识与情境、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关系问题上选择所面临的犹疑困境,为两性的知识差异和知识结构差异找到了认识论根源和哲学依据[29],进而改变了社会关系、性别身份和知识体系。虽然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桎梏,使各种历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成为其关注的焦点,然而,从根本上说,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话语体系仍旧是在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其分析对象依旧是西方社会中的女性和其他边缘社会群体(诸如同性恋、草根阶层、有色人种等)。
其犀利的理论运作都是以西方的社会文化历史作为其观察对象,以希腊哲学传统为其理论根源,仍旧弥漫着西方中心主义气息,西方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始终是其研究的始源和归宿[31]。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套理论在非西方世界就没有用武之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一理论套路与影响女性生存境遇的世界各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实进行有机而辩证的结合,对各国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确实有效且合理的分析,而不是理论概念体系与现象的机械对应[31]。
虽然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一如既往地全面质疑现代性和男性中心主义,但是,其对希腊哲学奠定的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并不能代替具有其他社会文化背景的女性居于自身社会、文化、政治等语境而得出的认识和主张,同样也不能作为其思考如何在本国或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从边缘走向中心、享受到主流社会中更多的权利和利益、开辟自己的领地、走向一个更加完善的平等世界的现成且唯一的答案[29][31]。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极力渲染文化上的多元论与相对主义,强调性别与阶级、种族、民族、文化、地域等诸要素之间的视域融合[35]以及科学知识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共建,进而解构本质主义的统一主体,女性不再是一个统一体或同一体,而是由无数交错纵横、彼此相冲相和的主体组成。如此一来,女性主义运动本身存在的意义何在[36]?女性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如何实现?女性主义认识论如何避免陷入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既然二元论被破解,元话语、元基础被解构[37],那么,女性主体如何确立?女性话语如何建构?知识体系和逻辑如何建构?这些问题学界尚未关注,更无答案。
五、结束语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借助于后现代哲学理论,对现有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建构逻辑进行了重新审视,质疑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颠覆和改造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挑战所谓的“普遍的知识”,解构西方传统唯理主义哲学基础,摒弃一切不恰当的形而上学对立范畴,瓦解根据希腊哲学奠定的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前提,消弭抽象的所谓女性本质和女性同一主体,主张多元主体和多元认识论框架[32],从多层次、多角度批判科学知识生产过程,试图发展出一种新的女性主义的认识论[28][38][39]。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反对一切中心论、本质论、基础论,摒弃一切传统哲学概念、范畴及传统认识论体系,然而,其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难免会落入虚无主义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在将社会文化历史碎片化后所构造出的社会文化图景虽然新颖,但仍旧疑点重重,有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王宏维.论女性主义认识论演进中的三个基本问题[J].哲学研究,2009,(7):78-84.
[2]Harding,Sandra.WhoseScience?WhoseKnowledge?ThinkingfromWomen’sLives[M].Ithacaand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142.
[3]Lennon,Kathleen.KnowingtheDifference:FeministPerspectiveinEpistemology[M].London:Routledge,1994.1.
[4]冯俊.当今英国哲学的研究取向及其特点[J].哲学动态,1995,(10):16-19.
[5]殷杰.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6,(3):26-38.
[6]殷杰,尤洋.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问题研究[J].哲学研究,2012,(8):61-67.
[7]杨永忠,周庆.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3):1-7.
[8]席留生.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认知语法研究[J].外语学刊,2015,(4):71-75.
[9]罗蔚.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评介[J].伦理学研究,2005,(3):58-61.
[10]苗学杰.女性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发展与走向[J].外国教育研究,2008,(3):24-28.
[11]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55-670.
[12]鲍晚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4-5.
[13]Braidotti,Rosi.FeministEpistemologyafterPostmodernism:CritiquingScience,TechnologyandGlobalization[J].InterdisciplinaryScienceReviews,2007,32(1):65-74.
[14]Shaffer,D.R.DevelopmentalPsychology:ChildhoodandAdolescence[M].Wadsworth:WadsworthPublishingCompanyInc,1989.9.
[15]蔡寒松.生命全程语言学:理论和实践[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1):2-6.
[16]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389.
[17]哈丁.科学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夏侯炳,谭兆民,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202.
[18]杨永忠,周庆.论女性主体意识[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4):7-11.
[19]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82-89.
[20]詹姆斯·坎贝尔.理解杜威:自然与协作的智慧[M].杨柳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8.
[21]魏在江.概念转喻的体验哲学观[J].现代外语,2016,(3):358-368.
[22]杨永忠,周庆.国内外女性学研究差异的比较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3):78-82.
[23]杨永忠,周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内涵及研究领域[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2):17-22.
[24]杨永忠,周庆.女性主义叙事学30年[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4):1-7.
[25]唐娜·哈洛威.猿猴、赛博格和女人[M].张君玫,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302.
[26]洪晓楠,郭丽丽.唐娜·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观解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5-100.
[27]马国旺.批判实在论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贡献探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3):19-24.
[28]Harding,Sandra.TheScienceQuestioninFeminism[M].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6.131-133.
[29]吴小英.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公共政策[J].妇女研究论丛,1998,(1):4-8.
[30]CampbellK.ThePromiseofFeministReflexivities:DevelopingDonnaHaraway’sProjectforFeministScienceStudies[J].Hypatia,2004,(1):162-182.
[31]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J].读书,1999,(12):12-20.
[32]杨永忠,周庆.女性学研究———反思与展望[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4):8-13.
[33]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14.
[34]杨念群.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J].读书,1999,(2):79-84.
[35]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9.
[36]王宏维.论哈丁及其“强客观性”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6):19-25.
[37]王瑾.大众文化学的规划[J].读书,1999,(10):36-43.
[38]胡涤菲.西方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科学批判[J].浙江学刊,2002,(6):171-174.
[39]曹建波,陈英涛.女性主义知识论[J].哲学动态,2004,(11):14-19.
* 稍后学术顾问联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