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建设进程中经济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改变，促使民族艺术的发展也应紧跟时代的潮流，在如今的城市化进程中，跨地域的民族社会文化认同也在发生改变，本文就结合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艺术发展形态进行研究，发现民族艺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彰显民族艺术生命力。
关键字：城市化,民族艺术,文化认同
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发展和使命担当是民族艺术社会文化认同的驱动力。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注入自身民族情感和民族特色，使特定民族建筑艺术在城市化过程中成为寄托群体情感和传输民族认同的纽带。
一、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存在挖掘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群众自身对本民族艺术的革新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对民族艺术的抛弃、及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民族艺术的机构性一并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存在。就民族艺术的存在样态而言：城市化进程中装饰性民族艺术的运用、城市化进程中建筑性民族艺术的体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工艺艺术的移植及民族非物质文化艺术的泛城市化表现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存在的基本样态。
(一)城市化进程中装饰性民族艺术的运用
城市化进程中装饰性民族艺术的运用是社会整体转型中城镇扩大发展所依赖的民族艺术方式之一。少数民族群众在宗教文化和乡约文化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色彩艺术和抽象装饰符号等民族特色鲜明的装饰性民族艺术，城市化过程中民族艺术存在的原生态结构虽然不同程度上遭到肢解，但是世俗性装饰艺术基本上得以完整的延续。
一是民族色彩装饰艺术的城市化过程中的运用，比如：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城市规划中色彩相对单一，主要以伊斯兰教所推崇的绿色为主，对红色、蓝色等暖色调色彩较为忌讳，简单朴素的色彩搭配勾勒着民族艺术在城市化过程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的可视化承载。
二是以民族艺术中的特色民族符号为城市化过程中装饰性的存在，少数民族群众剪纸、雕塑、特有文化符号的写实都能够成为少数民族群体艺术的反映，比如：城市地标建设、宣传性建设中特定民族工艺也可以成为民族艺术的装饰性运用，回族地区餐饮“十三样”、“牛肉拉面”等艺术性的装饰布局不仅束缚着回族群众的心灵，更是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亮丽风景线。
三是装饰性民族纹样从乡村到城市的过渡，朴素的民族纹样作为民族地区特定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城市化过程中被逐渐放大，甚至成为少数民族群众汇聚民族情感、激发民族豪情的精神象征，比如：游牧民族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对生态理念的纹样演化，成为构建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传递的摇篮。
(二)城市化进程中建筑性民族艺术的体现
城市化进程中建筑性民族艺术的体现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存在的基本形式[1]。简言之，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建筑群的时代陈列。城市化进程中建筑性民族艺术主要表现在特色民族建筑体、民族图腾图案建筑、民族雕塑艺术三个方面。特色民族建筑体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性民族艺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群体情结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蒙古包作为蒙古族特色建筑体在城市化过程中也被吸纳，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暖化城市陌生人社会，促使少数民族群体回归城市族群生活的关键，侗族风雨桥建筑艺术是侗族群众心灵的归宿，城市规划中富含现代气息的风雨桥既能彰显民族建筑艺术的魅力又能彰显民族文化信仰的张力。
民族图腾图案作为民族建筑性艺术在城市化过程显得随处可见，保安族腰刀作为保安族图腾在城市建筑中成为地标性建筑，回族群众的清真寺作为民族图腾在塔城、宁夏等地表现得尤为突出。民族雕塑艺术是民族艺术城市化过程中保存最为原生态的存在，不论城市化进程现代气息的冲击还是民族艺术的自我洗礼，雕塑艺术始终傲立于民族艺术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干道[2]，比如：水族特色服饰的青年男女雕像，成为水族群众城镇聚居区城市雕塑的典范。
(三)民族非物质文化艺术的泛城市化表现
民族非物质文化艺术的泛城市化表现是民族艺术在城市化进程中多元化存在的表现。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能歌善舞的民族秉性和善于艺术创作的线性思维成为民族非物质文化艺术泛城市化存在的关键[3]。
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调整只是对民族非物质文化艺术生存土壤的移植与嫁接，并不能割裂非物质文化艺术中裹藏的民族群体性情感集合。民族非物质文化艺术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为两个区间，一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地区手工艺者不断涌入城市，民族艺术在城市逐渐被接纳，以民族群众吹拉弹唱为主的非物质文化艺术逐渐在城市主流文化中被吸纳。
二是介于民族地区封闭式民族艺术的逆城市化表现，比如：黔东南地区苗族群众对于民族艺术的传承沿袭制度较为严格，城市化进程中以婚嫁习俗等转化的非物质文化艺术始终难以同城市文化产生交集，或者说原生态的民族非物质文化艺术在城市化进程中始终难以扎根。
(四)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工艺艺术的移植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工艺艺术的移植是民族艺术在社会文化认同领域潜在的艺术扩张[4]。其中服饰和手工艺术的民族性彰显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工艺艺术移植的最直接体现，少数民族服饰工艺基本上都能够彰显出民族特色。民族手工工艺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工艺艺术移植的又一体现，民族工艺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成为城市名片、城市特产、城市代言，在民族艺术文化认同的背后成为难以磨灭的民族印象[5]。
二、城市化进程对民族艺术发展的阶段性影响
(一)城市化进程中对民族认同的冲击与影响
民族艺术不同于世界艺术表达的关键在于民族艺术形态的时间同空间的差异，一方面少数民族艺术的发展受功能工业社会影响小，民族艺术的社会表达基于原始社会形态的群体思想表达，民族艺术的社会凝聚力强、艺术思想表达明确[6]。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在艺术创作中受社会经济驱使的影响力相对薄弱，避免了民族艺术的社会经济诱导，使民族艺术的原生态得以保存。但是城市化进程中严重冲击着民族艺术的社会发展，一是民族群众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摆脱了传统生活方式，对于民族手工艺艺术而言，传承人的培养是城市化过程中对民族艺术冲击最为明显的环节。
二是原有的封闭式艺术环境逐渐被突破，民族艺术所根植的仪式环境逐渐开放。
三是民族原生态的艺术在城市化中流失。一方面民族群体之间的纽带被城市化隔断，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嬗变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民族情怀释放严重影响着民族艺术的文化认同构建。另一方面原有民族群体文化认同逐渐被淡化，城市陌生人社会结构逐渐成为民族群众生活的惯性认知。
(二)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阶段发展整合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阶段发展整合包括四个阶段：基于起步发展阶段民族艺术的城市化运用[7]，这一时期民族艺术在城市化过程中以政策导向和大型活动的城市化民族特色的突出为主题。基于不稳定发展阶段民族艺术的指向性发展，受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局势的影响，民族艺术的思想张扬和民族情怀的艺术表达逐渐固定，静态的民族艺术相对保持完整。基于停滞发展阶段民族艺术的城市化承载、基于阶段民族艺术的城市化涌入，这两个阶段是民族艺术文化延续和文化创新的过程。当然，无论哪一阶段的民族艺术发展，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始终是民族艺术延续自身生命力的主旋律。
三、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的主题认同
(一)民族艺术所印证的族群认同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是民族艺术社会功能的折射[8]。民族艺术作为少数民族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智慧创作，不仅是民族群体的思维反映，更是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递，在民族艺术城市化进程中以族群认可或者乡约寨规性约定成俗的艺术作为连接民族族群的文化认同。
比如：赫哲族鱼皮制作艺术的族群传递在历史长河中同朴素萨满教教义相结合，成为别具一格的民族族群认同。当然，基于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理应是族群认同的建构，音乐艺术和语言文学艺术也是少数民族群众激发族群认同艺术存在，城市化进程中原生态的熟人社会逐渐被经济利益所支配，城市陌生人社会的生活模式在豪放民族族群中以共同拥有、共同认可的艺术拉近着城市所铸就的人际关系。
(二)民族艺术承载个体本体认同
民族艺术除承载群体性民族情感的同时也是民族群众个体思想情感的整合。民族艺术文化蕴涵对个体本体的认同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社会文化认同的基本切入点，少数民族群众在民族艺术创作中对于本民族艺术思维接地气的移植[9]，决定了民族艺术的群体文化认可，一方面民族艺术创作中关乎民族特色或者专有民族符号的艺术表达。
除民族城市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浓缩外，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彰显都是通过个体艺术的阐述，比如：音乐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城市化引用容易诱发民族群众个体自豪和自我民族意识的自我接纳。换句话说，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都是通过艺术优化民族群体的自我认同，使其在融入城市文化中的同时秉承民族共同的文化思维。
另一方面个体本体的认同，需要民族艺术等思想性表达的承载，避免多元文化影响下少数民族群众个体认同的异化[10]。比如：图腾艺术是关乎民族本源的艺术表达，对于民族图腾艺术城市采纳容易拉近民族群众个体的心理，促使民族群众对城市环境的适应，使文化的认同成为自我的认同。
(三)民族群体间的心理情感认同
民族群体间的心理情感认同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社会文化认同的基础。首先，民族艺术对群体情感的表达符合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情感价值的认同，特别是反映民族情感和价值认同的宗教艺术能够以民族群体的信仰和民族群体的忌讳入手，构建符合宗教习俗的民族艺术形态，使民族艺术本身的情感同族群情感在阶段性上保持吻合。其次，民族艺术是族群心理活动的艺术表达，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和文化环境的适应性调整需要民族群体性情感的凝结，比如：撒拉族群众对服饰艺术的设计中杜绝破烂纹饰，否则视为不吉祥。
因此，在青海撒拉族城市地带，撒拉族群众追求完美的艺术情结往往转换为认祖归宗的情感认同，相对于青藏高原传统的简朴文化表达，撒拉族以伊斯兰教义为生活规范的民族有着无与伦比的民族认同情怀。再者，民族群体间的心理情感认同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文化认同的引子，民族艺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社会功能构建基本上是围绕民族艺术的情感共鸣[11]。对于民族艺术的情感认同是促进民族艺术社会文化认同的助推器，只有民族艺术的情感认同升华才能促进统一民族文化本源的共同推崇。
四、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外延
(一)基于民族艺术的文化形式接纳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除文化认同内在的表达外，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外延是民族艺术文化认同构建基本要义。特别是基于民族艺术的文化形式接纳是民族艺术社会文化认同的必然涉及，一是民族艺术的文化接纳是对民族原生态文化形态的移植和艺术抽象，换句话说：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表达本身是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形式的转变，并非传统民族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失真。
二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对民族社会文化的认同以城市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为民族艺术思想表达的载体，特别是反映时代主题的音乐文化虽然被城市文化冲淡了仪式习俗的枷锁，但是民族音乐艺术的文化符号却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引力[12]。
比如：蒙古族群众在音乐艺术表演中善用马头琴、呼麦等乐器和艺术表达手段，即使游牧环境的变迁，蒙古族群众对音乐艺术表达的文化内涵始终如一。三是基于民族艺术的文化形式接纳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外衣，对于文化认同核心和民族情感纽带的艺术表达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魅力所在。
(二)基于民族艺术的习俗蕴含认可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的外延对民族习俗的表达和城市习俗中民族传统文化仪式的收缩是社会文化认同的桥头堡，而基于民族艺术的习俗蕴含认可是民族艺术对民族社会文化认同的文化习俗充斥，比如：同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表述所不同的民族婚丧嫁娶音乐艺术的仪式表达，蒙古族群众在婚嫁中冠以悲伤的乐曲，哈尼族在丧葬活动中按照祖先习俗载歌载舞，别样民族艺术的习俗蕴含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承载是传统文化难以媲美的艺术表达[13]。
最后，民族习俗的艺术表达能够在个体情感和社会生活中起到内部认同到区域文化认同的过渡，促使民族文化习俗艺术表达的认同功能加强。在认知城市化进程中民族艺术的社会文化认同的同时务必要在挖掘民族艺术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化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冲击和影响是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民族艺术的有效存在进行整合，实现民族艺术的文化认同创设。
参考文献：
[1]苏和平.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的现代传承研究——以民族艺术的教学为个案[J].西北民族研究.2013(04)：25-28
[2]彭凤.民族文化变迁对旅游地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科技致富向导，2013，(15)：90-91
[3]舒松.新中国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回顾[J].民族教育研究.2013，(02)：97-100
[4]杨云燕.拉祜族民族认同的表达路径———以临沧市临翔区南美拉祜族乡为例[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7，(02)：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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