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的开放，对国民资产阶级意识有很大的影响，维护我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强化内涵建设，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和抗颠覆力，还需要在技术操作上建立全方位意识形态战争的防御系统。网络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强化需要体现在内涵与技术两个层面，建立新的防御，开展新的路径。占领互联网意识形态阵地，是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对策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场所，并生成了人们新的生活领域和方式。在国家层面上，互联网的广泛渗透已经使信息权力成为最核心的国际竞争力，信息生成与控制能力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互联网的发展使主权国家置身于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虚拟的信息世界之中，为此，国家不仅要维护传统边界的安全，还要维护互联网主权边界的安全，这标志着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范式转变为以信息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范式。”
技术、观念和制度构成了互联网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系统性框架。意识形态斗争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更加隐秘，在各种文化面具和“多元文化”的所谓“宽容性”中，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异常激烈。西方资产阶级通过雇佣“网络大V”和社会闲散人员专司破坏活动。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大会上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成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推行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互联网构筑具有全方位进攻能力的“第五纵队”，并通过“网络外交”实现其政治上的目标，推动了“Twitter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并把我国当作其颠覆活动的重要目标。
一、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它关系到主权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因而是任何国家都不容侵犯的根本性问题。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使信息权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网络空间成为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网络也同时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和接受信息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在意识形态安全管理的社会环境上，与传统媒介时代相比，当前一个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是：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社会舆论的控制力，消解了对错误思潮的抵御力，也消耗了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力。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及显性危害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它以模糊或歪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标榜西式民主自由为目的，通过技术上對核心业务和关键技术的垄断而获得意识形态渗透的文化和技术霸权。在网络时代，信息舆论战被认为是能够从理论上摧毁一个掌握有核心军事力量的国家之有效手段。
(一)网络开放性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渗透
以“自由”为托辞是境外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手段，他们以抨击我国互联网管控制度的方式向我国网民灌输“网络自由”理念;通过培植代理人，在国内进行西方价值观念宣传，制造和利用网络热点问题激化矛盾、挑唆不明真相的网众。西方资产阶级代言人在互联网上将自己装扮成“自由斗士”“民主先锋”“正义勇士”等。他们往往将我国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辛探索过程中的一些失误不断放大，甚至虚构事实来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普世价值是这些“斗士”和“勇士”自恃的工具，而在这种义正辞严的背后，撕下其受雇于西方政府(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黑幕，就能看到其见利忘义、颠倒是非的丑恶嘴脸。不过，这张丑恶嘴脸却迎合了网络社会的开放性特征，它以“话语自由”“敢说敢骂”来博取一些网众的支持。这对追求异质性话语方式的网络世界而言，本来司空见惯，但如果不对其进行必要的管束，在舆论上所形成的恶劣影响亦是巨大的。
(二)黑色信息与网络非理性
在互联网上，非理性行为引起信息节点间的相互关注与支持，“煽情”成为互联网赢取关注度的重要手段，而“黑色信息”自然成为互联网治理中的危险因素。黑色信息(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混乱的信息)影响社会稳定，一些非法组织利用网络信息公开的权限发布虚假信息，蓄意引起民众对当前意识形态的反感[2] 。目前，我国网络信息审查机制尚不健全，黑色信息为迎合网民狂欢需要而无视事件真实性，它漠视客观事实与主观认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主观臆想肆意发挥作用。
黑色信息具有伦理上“为恶”的故意性质，从而在本质上是一部分人(敌对势力)的理性谋划与网众的非理性癫狂跟风的中介。它表面上的“亲民”使得我们在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上必须更加发挥正确思想与科学理论的理性说服力。而带着强烈娱乐化倾向的网络文化更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庄严与神圣进行破坏，使意识形态在“受众孵化”的过程中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险境。
(三)互联网核心业务和基础设施为美国所控制
互联网本身是技术发展的结果，离开互联网信息技术而谈网络治理是不恰当的。“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3]但打赢互联网意识形态战争必须掌握较先进的技术手段。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说道：“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我国在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存在着网络技术、基础通信设施和应用终端方面的短板，世界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业务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掌控，比如电脑操作系统被美国微软公司垄断，而移动终端的安卓系统是由美国谷歌公司所控制。我们不但需要甄别和识破(资本化的)网络意见领袖的狡计，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亦须防止技术壁垒的形成。
互联网显然已经成为不同意识形态争夺的主要阵地，这与网络化对战略性资源的有效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民众“网众化”的时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以市场为工具强化了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从信息技术、传播中介(包括意见领袖)以及信息粘性上加快垄断进程(比如美国政府对我国华为等移动设备企业的制裁)，通过超现实的期望引诱网众对非西方价值观念的否定。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跃升阶段，社会主义在其初级阶段尚难以充分显示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网众在市场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价值偏向(通约化的资本价值)，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契合。这让资产阶级感到兴奋不已，于是他们认定互联网将是颠覆社会主义的利器。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相互契合：一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意识形态斗争由主要依靠战争与显性颠覆活动转向了主要依靠文化输出和隐性颠覆活动;二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本身具有开放性、匿名性、交互性等特点，这使西方自由主义及其变种能够以“多元文化”为借口通行无阻;三是草根阶层的形成与草根文化的兴起，“去意识形态化”成为互联网娱乐精神的主旨。这三方面的结合，使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更加隐秘。
(一)资产阶级文化殖民与意识形态傲慢
文化殖民建立在如下两个方面的根源之上：其一是西方国家所具有的文化优越感使其对非西方传统的文化体系提出种种质疑，它通过“现代性傲慢”[5](即以西方价值观念作为世界通行的“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念)而对别国进行文化欺凌;其二是西方资本主义为了获得经济资源与市场，利用文化上的优势进行侵略，以达到消灭或弱化他国文化主权的目的，从而为其经济入侵大开方便之门。在世界人民呼吁和平与发展，主张包容性发展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却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挑起事端，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重新编写各种历史典故，以达到歪曲事实的目的，从而引发各国民众对本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敌视和耻感。文化殖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扩张的需要，其本质是建立在资本扩张逻辑基础上的霸权主义政策。
(二)互联网的文化包容性与主体缺席
除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政治的侵略本性之外，在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本身的特点也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网络匿名的便利，使民众一旦进入到虚拟社区就显得肆无忌惮，在隐身状态下一些人立刻进入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行为逻辑中。在“物的依赖关系”仍然占主要地位的时代，人的自由限度始终是边界清晰的，一些人将现实世界中的自由限度理解成外在环境对个体发展和需要的压抑和限制。在网络匿名状态下，假想的空洞灵魂立刻张开了欲望的爪牙，在追求感官刺激和异质性信息的同时，也使个体基本价值观念被挤出了个人行为规范体系。匿名的技术支持成为个别人受雇于资本主义政府而抱着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的原因之一。
其二是互联网时代信源革命使单向信息传输转变为交互式的信息传播，信息节点之间的互构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信源的一元制度被颠覆了，原来作为信息权威的中心被取消。交互式信息传播使每一个信息节点都可能成为信息原点，从而稳固的中心也就消散了。“反中心”是互联网时代信源革命的内在要求。这使敌对势力很容易就能从防御力最为薄弱的少数人那里找到宣传西方思想的切口。
其三是互联网的开放性导致信息审查难度加大，信息传播的主体时常处于缺席的状态。开放性一方面是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网络安全威胁的根源所在。而后者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在开放平台建立信息管理的长效有效机制是当前紧迫的政治任务。
(三)草根文化的崛起与“去意识形态化”
信息的随机流动性加快了信息权力中心的转移，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阶层更迭流变速度愈来愈快。交互式的信息传播生成了话语体系的非中心化，草根文化迅速崛起。这种与精英主导的主流文化有异的、多元的、带有民粹主义假象的庞杂文化，以“非体系化”和“非定在”特征而成为一种文化潮流。草根文化具有娱乐化的明显倾向，尤其在对主流文化的颠覆性破坏上具有非凡的潜质，它以过度的异质性追求而寻求互联网的注意力集聚。
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广域的“受众一致性”是草根文化难以容忍的。众声喧哗的草根文化景观从本质上反对追求价值认同的意识形态要求。“去意识形态化”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娱乐文化发展的网众呼声，不认同这种“呼声”似乎成为一种政治上的专制行径，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略试图“恰到好处”地利用这种“呼声”。它无非是为着如下两个目的：一是泛娱乐化的兴起，助长了虚无主义气焰;二是草根文化的“去政治化”，将正确的意识形态妖魔化为某种带着贬义内涵的标签。淡化意识形态并非西方资本主义渗透的最终目标，而是要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占领清扫道路。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上西方资产阶级的当。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略的需要与信息全球化趋势、互联网文化的技术性开放与新的信息传播机制、新媒体时代草根文化的兴起与去意识形态化，这三者的结合使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面渗透的危害性成倍增大。加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紧迫任务。
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路径
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及已经出现的现实危害，是互联网信息传播机制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潮自我扩张的霸权逻辑苟合所形成的重大政治威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强化需要在两个层面树立新的理念，发动新的防御，开拓新的路径。
(一)内涵建设，强本固元
防止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搞颠覆活动，就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时代化的同时实现大众化;加强互联网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坚决打击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犯罪行為;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唱好主旋律，不能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眼前利益而放松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着力发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用现实力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让人民群众真信马克思主义、真爱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平等发展的公平正义的天然优势得到充分显露。
1.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正确的思想武装人民群众
正确的思想观念出现动摇、缺位，错误的思想观念就会乘虚而入。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6]我们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时常以先进文化自居，通过抽象的民主自由理念腐蚀人们的思想，同时也通过“文化多元”的形式和表面上对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宽容，稀释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
无论是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腐蚀”还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稀释”，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都是以系统化、全方位的方式有预谋地进行的。为此，从最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对付这种险恶行径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武装人民的头脑，使人民群众具备自觉抵制西方反动思想的理论素养。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力与引导力，并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深入人心，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多元文化的引领作用，而不是任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文化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名义倒行逆施，行使其党同伐异的勾当。
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加强对互联网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正面应对“个体性颠覆活动”(以个人和组织为主体进行的颠覆活动，对应于以国家和民族为主体的颠覆性活动)的重要方式是加大对互联网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尤其要对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毫不手软、绝不动摇、常抓不懈。随着互联网时代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在互联网治理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也有了一系列相应的规章制度。
2004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互联网长效管理机制做出了部署，但当时移动互联网尚未得到开发普及，网络意识形态影响力仍未充分显示。2009年，国内微博开启了移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渗透力迅速增强。2011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推动互联网传播法制建设。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担任组长，网络治理的力度加大。这是国家对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力的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路径。互联网法制建设使意识形态安全保障建立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性机制之上。
3.广泛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我们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理想信念的支撑。我们决不能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视理想信念教育。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7]理想信念是灯塔，指引着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理想信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和渗透，只有理想不明确、信念不坚定的人才会出现动摇和叛变。
网众普遍具有低龄化的倾向，提高年轻人拒腐防变、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是当务之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些年轻网民看来，“西化”“资化”变得“理直气壮”，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成为一些人攻击的“理由”。如此咄咄怪事，反映了市场劣根性和资本劣根性借助网络传播对人们造成的恶劣影响。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并在全社会促成正确风尚，是应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受攻击的重要路径。
4.深入发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使其得到充分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事上，也体现在建构新型人际和谐关系的本事上，前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后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使得我国在现阶段有必要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协调力和创造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任由资本的负面影响肆意妄为，在追求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同时，还应始终关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为此，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限制资本劣根性的增长。
“美分”(受雇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或反动集团而专司制造“破坏性信息”的人)的产生，部分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拜物教的滋生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丧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个系统，不能片面理解为某一个方面，全面提高并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防止西方政客对我国少数不法分子进行渗透和策反的必要手段。
(二)人防技防，主动应对
从技术操作角度来看，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形式上)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在互联网时代尤其以各种“讲故事”“历史揭秘”“起底”的方式，甚至是以好莱坞影视作为载体，在意识形态上大做文章。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兜售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为其政治经济侵略做好铺垫。面对这些行径，我们要选好应对方式，着力明晰主流意识形态，树立主流“意见领袖”;运用有效技术手段，提高网络监管能力;关切网络群众诉求，引导网络阵地情绪;主抓重点领域治理，坚持打击与梳理并重。
1.明晰主流意识形态，树立主流“意见领袖”
在技术路线上，培养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意见领袖”是非常必要的，对一些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的“自干五”(主动、免费宣扬主流价值观念，弘扬社会正气，为我党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在网上专门针对反动言论予以反击的人)，要允许和鼓励其健康发展，对维护正义、弘扬正气、宣扬主旋律的有功之人予以必要的奖励。互联网具有自身的信息传播规律，国家治理要充分重视这种规律，将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建设与网众化的意识形态自觉结合起来，扶持互联网虚拟社区的正面“意见领袖”，并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
网民意见泛滥是造成意识形态弱化的重要原因，而敌对势力进行“西化”与“资化”活动中所采取的伎俩形式多样。尤其是娱乐化和“粉丝化”的方式成为“施毒于无形”的手段。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需要一批具备理论深度、人生厚度和民众信度的“意见领袖”，使他们在潜心于学问、致力于实业的同时，关注网络民意，正确引导网民价值观念。宣扬主流价值观念的“意见领袖”能够使敌对势力歪曲事实、恶意诋毁的行为难以得逞，从而防止主流意识形态的模糊化、边缘化。
2.运用有效技术手段，提高网络监管能力
互联网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上，完全抛开信息技术是不切实际的。当今世界，信息化已经广泛铺开(“互联”是网络的传播特质)，纯粹安全的信息只有在与时代脱节的封闭国家才是可能的。我国在适应信息化发展的同时，面对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破坏活动，研发和运用先进技术展开意识形态的技术防控是完全必要且紧迫的。在全面实行实名登记制度之后(它对初级匿名技术的犯罪行为起到必要的预防作用)，中高级网络意识形态犯罪分子往往具有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目前，大数据和云技术被认为是网民行为规范的技术依靠。
不过，对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斗争，普通网众与平台管理的技术应用已经具备了筛查恶意攻击行径的能力。应用层面的监管技术并非难事，对我国来说，提高数据处理、控制的能力和掌握互联网基础设施革新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所在。人机智慧系统的进一步研发，以及操作系统的国产化和终端信息(过滤)拦截技术，它们有可能与技术研发的主体问责进行捆绑，从而实现国家网络空间的安全管理。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对社会舆论走向的驾驭能力，这是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攻略的重要内容。
3.关切网络群众诉求，引导网络阵地情绪
网众的正当诉求应该在线上线下得到充分响应，在网络情绪表达的监管上，坚持梳理与管制同时并举。对于一般性的利益诉求，要依法满足或者依法对其进行宣传教育;对于意识形态抉择的重大问题，当宣传教育不能起到良好效果的时候，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打击惩罚。“网络时代受众群体视野更加开阔，渴望平等交往，追求更加多样，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隐蔽性特点明显增强。”
随着新媒体崛起后社会阶层的多样化，人们的利益诉求也表现出多样化，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网络情绪往往发端于一些具体而微的事件，一旦触及某些更为普遍的利益主张，在潜伏期若得不到有效疏导或治理，就有可能成为大规模网络事件的导火索。为此，要善于设置“焦点话题”和积极引导“热点话题”，有效引领人民群众关注的方向和内容;建立畅通意见表达的主流渠道，避免因意见堵塞而导致群众寻求非理性表达意见的非主流渠道，避免因一般性利益诉求的阻滞而上升到政治性利益诉求，避免因认识性局限而转变为信仰上的邪谬，形成网络空间内容管理的长效机制。
4.主抓重点领域治理，坚持打击与梳理并重原则
在互联网治理上，存在轻重缓急不同程度的领域和问题，而意识形态安全是刻不容缓的治理底线。在对意识形态安全进行综合防范和治理时，同样不能平均使力，而要对“恶性信息肿瘤”进行彻底清理，使各种面具下的民族叛徒及西方资产阶级走狗、资产阶级政治代言人原形毕露，无处藏身。一些“网络大V”言必称欧美，大肆宣扬西方核心价值观，贬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似乎只有那些舶来的抽象概念才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真谛，只有对国家传统和现实进行谩骂和侮辱才能体现出他的高明和个性。对这些人就要坚决打击，增加其政治投机的代价和成本(其中不乏一些“网络大V”幻想通过网络影响力来增加其与党和国家“谈判”的资本)。
我们要反对各种形式的精神污染，主流媒体更是必须加强阵地意识，做到守土有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层级化和区块化，重点打击影响特别恶劣的“网络大V”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动言论，对一般性问题采取积极疏导的方针;重点治理网民活跃的虚拟社交平台，相对于个人信念缺失、价值扭曲而言，对平台犯罪要予以更加严厉的打击。网络“主体持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通过治理来调和利益、协同立场，实现网络空间安全共治”[9]。
四、结语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是互联网信息战的重要内容，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主要阵地和手段，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定在关系(尽管它在形式上的演变时刻发生变化)，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技术性、信息性和工具性关联。据2017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10]。网络民心是一种巨大的政治资源，但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使信息产生、发布和接受的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众阶层结构的重新调整等，使得意识形态斗争在互联网上成为表面平静又异常激烈的特殊战争。
当前，在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机制的構建上，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当展的成果成为引领思想潮流的主旋律，同时也要通过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守好主阵地、打赢主战场、扩充主力军。在国家治理上，互联网既为科学管理与精准治理提供了技术手段，又对国家总体安全提出挑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治理的底线，只有充分认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规律、深刻理解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的残酷性和隐蔽性，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识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各种颠覆活动的阴谋与伎俩，在技术层面和内涵层面同时并进，才能精准挫败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与颠覆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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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琳瑜，刘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视野中的互联网建设、运用和管理[J].理论建设，200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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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沃尔夫冈·汉克尔·克维特曼. 道德沦丧：禁忌消失时我们将失去什么[M].周雨霏，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51.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7.
[8]陈学斌.关于加强对网络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领导的思考[J].政工学刊，2015(12)：6.
[9]张绍荣，代金平，张晓歌.习近平的网络安全治理观[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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