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学者张错将抒情情怀逐渐应用到了现代汉诗研究领域，来梳理发现现代汉诗抒情发展历史以及和美学的差异。张错根据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知识，发现其演变规律，探究其自律和他律的关系，凸显压抑的抒情声音。通过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重新构建，不仅在学理上连续历史的整体性，也突出了批评理论中独特的整体观，而且在心理上消除文化乡愁的焦虑及身份认同的危机，为追寻与建构“文化中国”开辟路径。
关键词：张错,现代汉诗,抒情传统,华语语系文学
如果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算起，那么中国现代新诗到今年(2017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甚至有人建议将2017年新诗百年确定为“中国诗歌年”。百年来新诗的历史怎样梳理又怎样评价，与古典诗传统的关系如何，在创作手法、诗学思想和传播接受上有哪些成败得失?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百年之问。
撇开远的不谈，改革开放以来，受到文学向内转、主体性、方法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文学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内部规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九叶派”诗人郑敏接连发表了系列的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郑敏的这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5年第6期、1996年第4期。等，集中对新诗的语言变革、汉语文化的审美特性及其与诗的关系、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等诗学问题进行了独特的反思，引起了学界热烈讨论。进入新世纪，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對此展开进一步思考的学者当推王光明教授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此书从“现代经验”“现代汉语”与“诗歌文类”的角度，从艺术自律切入，集中对“现代汉诗”在“诗形”“诗质”(抒情传统的再认)、诗歌话语空间、文化场域等方面进行了辩证深入的思考。他指出，现代汉诗“实际上是一场寻求思想和言说方式的现代性运动，它同时面向美学和语言的现代重构，以现代美学、语言探索的代际特点，体现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差异和延续的关系”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页。其后，国内对现代汉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做更进一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可参考：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罗小凤《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版)等。。“诗歌与小说、散文等文类所具有的生活百科全书或时代现实的镜子不同，它的主要特点是作为一根敏感感觉神经，感受世界深沉的脉动，并将之转化为诗歌的语言秩序与韵律。因此，诗歌与心灵与感觉更近，而与具体的经验稍远，更重视语言与形式的美感”。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第19页。
王光明从诗形、诗质等维度，探寻现代汉诗与作为中国诗歌传统延续的诗学问题，呼唤和认知古典诗歌的现代性因素，努力寻求实现新诗现代性的本质，构建一种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接轨的深层形态，真正地从“艺术的自觉”出发探察两岸四地现代汉诗百年演变的历程。其实，如果把学术视野扩展到海外的现代汉诗研究界，那么大陆学界对新诗艺术自律之探寻的研究路径却又不能说是着人先鞭。新诗研究者重视挖掘古典诗“抒情传统”的深层机理，当代海外华人学者如叶维廉、张错、杨牧、奚密等人的相关阐述，因其历史原因之特殊，时间之靠前，姿态之自觉，比之大陆学界则昭示出别样的风貌。1949年之后，作为“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彰显出不同的诗学旨趣。在全球学术互动交流的情势下，在比较诗学的视野下，学界应该努力探寻海内外学者对现代汉诗的现代性研究的歧异与汇通，从而积极推进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与建构。
“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事实上，有论者曾批评一些研究者使用“汉诗”“现代汉诗”等概念时显示出的“虚妄——傲慢与窄视”，因为他们在考察百年中国新诗的现代经验的时候，其他少数族裔语言的诗人或诗歌现象，甚至中国现代诗歌多民族视野是完全缺席的。(参见姚新勇：《虚妄的“汉诗”》，《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5期)。本文所谓的“现代汉诗”概念沿用奚密的言述：“现代汉诗意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我认为这个概念既可以超越(中国大陆)现、当代诗歌的分野，又超越地域上中国大陆与其他地区从事诗歌创作之地区的分野。”参见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中国研究》(香港)1998年9月号。
对“现代汉诗”展开深入的诗学辨析，将另有专文论述。是研究现代汉诗的美国华人学者张错自觉对陈世骧等前驱学者提出的“中国抒情传统”的接续与拓展。它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批评观念、话语策略、价值取向，为深化与丰富人们对现代汉诗的认识与把握打开了一片新的空间。大陆新诗研究者往往以“启蒙”“革命”等范式考察现代汉诗的发展流变，里面纠缠着驳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张错另辟蹊径，从“抒情”这一界面对现代汉诗进行审视观照苏文健：《边缘姿态与见证历史：现代汉诗史书写的海外视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此文主要从边缘姿态与见证历史的角度，对海外华人学者现代汉诗史书写的理路进行了诗学辨析。本文即循此而来，集中以“抒情”为视界，对此命题展开进一步的论述。，探赜现代汉诗在美学特征、流派风格、演变轨迹、诗学价值等方面的独特面向，彰显现代汉诗研究的海外经验，对推进两岸四地现代汉诗理论批评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集中辨析张错(傍及叶维廉、奚密)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并与大陆的现代汉诗研究情况进行比较观照，不仅可以揭橥其独特而多元的研究观念与批评视野，还能够深化人们对现代汉诗甚至“华语语系文学”的整体认识。
一 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理论识见与批评视野
大陆正统的文学史或新诗史，大都在“启蒙”“革命”等话语中展开历史的书写，其间贯穿着此起彼伏的意识形态与国族想象建构等宏大叙事。相较于此，当代美国华人学者站在大洋彼岸，另辟蹊径，以“抒情传统”为视角，重新对百年文学史/新诗史进行现代观照，展示出另外一番别样的文学图景。在现实主义话语之外，现代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与理论也同时存在着抒情传统话语体系，但传统的文学史家往往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认为它与“历史意识”毫不相关。然而，在当代美国华人学者看来，无论如何，抒情传统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一种审美视角，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一个争辩平台，在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对抗现实并形成一种变化的现代视野之时，都理应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此，“面对民国无休止的人为暴行和自然灾难，抒情主义反求自我，和现实保持距离，以为因应。但在卓越作家的笔下，抒情也能呈现与现实的辩证对话关系。抒情作家善用文字意象，不仅表达‘有情’的愿景，同时也为混乱的历史状态赋予兴观群怨的形式，在无常的人生里构建审美和伦理秩序。抒情因此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生命境界，一种深具感性的风格。”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566—567页。与把语言作为反映现实的工具不同，“抒情”不是对现实与历史意识的忽视，而是在精炼的词汇形式中，寻找到模仿之外的无限可能性，并以此体认苏醒的情感、对自然和人文世界的独立观点，以及对人类处境的顿悟。如果说，“启蒙”与“革命”话语注重人的外在现实的话，那么，“抒情传统”则对人的内在精神与情感骚动展开深入挖掘，两者不是冲突对抗的矛盾关系，而应该是相互补足、相互联系的。因此，以“抒情传统”来把握现代汉诗，确实是当代美国华人学者的“发明”。当代美国华人学者张错及叶维廉、奚密等人或隐或显地把这种研究方法或理论视野运用到现代汉诗的研究与创作中来，从而为加深人们对现代汉诗的整体认识提供另一种视野。
张错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动因。除了面对1949年后大陆两岸空间隔绝而造成的心理情感郁结与文化身份认同外，还交织着复杂的文化语境：一方面张错从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在大学时代虽然大部分进入外文系，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新传统又有着自觉的承继;另一方面他又留学美国并留美执教，既受陈世骧、施友忠等前代华人学者亲炙，又身处西方/美国批评理论前沿，因而在中西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批评观念。在中西跨文化视野中，张错既对过去历史传统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更对现代及当下的“历史性”具有某种现实诉求，而其中又以对“五四新传统的发掘与接续”显得尤为直接与强烈。张错前期在创作及观念上对深具抒情倾向的现代诗人有深刻的认同。
他的现代汉诗创作自然属于这一“抒情传统”大河中的一部分。张错早期迷恋现代主义，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张错”为笔名连续出版了《错误十四行》(1984)、《双玉环怨》(1984)、《飘泊者》(1986)、《春夜无声》(1988)、《沧桑男子》(2001)等几部重要的诗集，在反思现代主义中转向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并且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抒情声音”，他说：“我的声音除了是一种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外，同时还兼顾到基本人性，以及普及人性而能大家共同分享的共性。”张错：《我的创作观》，《儿女私情》，台北：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5页。张错的诗歌艺术沉潜醇厚，融情于理，喻理于情，“豪放婉约兼备，沉重写实中恒见想象飞扬，纤弱柔情内屡现人生沧桑悲壮，明隐两喻纯属运用，喻古于今，古意自有今情”张错：《沧桑男子》，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封底。
他的创作既有古典汉诗的韵味与意境，也有现代汉诗的低回与沉吟，体现了他对浪游与漂泊的淡泊宁静与沧桑孤独的心境，彰显出对中国抒情传统的自觉接续与创造性转化关于张错诗歌的古典气质与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参见李凤亮等：《移动的诗学：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6—293页。。
其实，现代汉诗建设期及成熟期的诗人，如郭沫若、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冯至、卞之琳、何其芳、艾青、王辛笛、穆旦、梁文星(即吴兴华)、杜运燮、袁可嘉、曹葆华、戴望舒、废名、陈敬容等，在海外华人学者的接受视野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抒情”在上述诗人的作品中具有突出体现，郭沫若与周作人较具代表性。
郭沫若曾断言：“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为诗。”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46页;另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7页。周作人更把抒情从技术层面提升到诗学本体论的高度：“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周作人：《扬鞭集序》，《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第68页。这一批诗人自觉地以现代诗歌语言重现世界，以精炼的语言、巧妙的意象与优美的韵律等呈示外在社会现实，而不是沦为客观反映论的语言书写，使得抒情富含一种生命境界，一种感性风格，真正意义上接通古典汉诗的言志与抒情传统。
从风格流派的角度看，上述诗人不仅有来自早期的二十年代的新月派、象征派，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而且包含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群(包括后来的九叶派)。其中，早期的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王辛笛等诗人对张错等人的影响尤甚，以至于成为他们创作上学习与取法的对象，甚至批评研究的美学典范。张错身兼学者与诗人二职，不管是在创作倾向上还是在批评研究取向上，他都对前述诗人甚为倾心。张错深受冯至的影响，以至于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即以冯至为研究对象。对于这个选题的敲定，张错坦诚：一是当时比较文学注重中西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这样可以保留其对中国文学已有的理解。冯至曾留学德国，其《十四行集》深受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致俄耳甫斯十四行》(Sonnets to Orpheus)影响;二是他试图建构中国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王辛笛等人即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张错念初中时曾在一本诗选中读到冯至《南方的夜》这首诗，此诗以其语言节奏给张错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它跟冯先生其他的诗都不太一样。那首诗特別打动我，它有它的节奏，它的重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三是张错的博士生导师华盛顿大学卫德明教授(Hellmut Wilhelm)当年任教北大德文系，与冯至及沈从文过从甚密，并拥有他们的诸多著作，为论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饶芃子、朱桃香：《在异乡浪游的桂冠诗人——美籍华人张错的诗歌艺术》，《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第78页;另参见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5、24—25页。在此，张错不仅道出了其与冯至等现代诗人的直接联系，而且指出其背后的精神感召力。张错以“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来把握冯至的诗歌是深刻独到的。在《冯至评传》中，张错从语言、节奏、意象、抒情面向、生与死的主题、生命存在经验/存在主义等方面对冯至及其与德国抒情诗派的内在深刻关联展开了深入研究。
与新月派诸子的炙手可热不同，倾心于德国抒情诗派的冯至的《十四行集》却受到委屈待遇，张错指出：“在二十世纪批评透视的今天，冯至的‘沉思性’在一大群新诗人们前不知所云的‘感性’里，显得格外晶莹剔透。”张错：《冯至与里尔克——冯至研究之一》，《从莎士比亚到上田秋成：东西文学批评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60页。冯至的《十四行集》与里尔克有着深刻的“彼此相同性质影响的互相关系”，他们对诗歌的本质有相同的体认：诗歌的定义乃是物象由外而内，诗人由外在的观察进入内在的经验，再由经验溶化入诗人体内的各种功能，运行，涼化，终而停止，而表达。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深沉平静是冯至诗歌一贯的特色。冯至诗歌的抒情底色与深刻的生命沉思，不仅可以在张错的诗歌作品中看到靓丽的回响，而且在其后来的批评研究中也清晰可见。
此外，战前的何其芳、艾青以及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西南联大诗人群等抒情诗作品，都在张错身上有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诗人对张错(叶维廉、杨牧等人)的关系，一方面在创作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另一方面在深层次的精神取向上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左右着他们在后来从事现代汉诗研究批评的观念与美学标杆。这不仅因为现代汉诗努力在语言上追寻自己的诗歌语言，而且因为海外华人学者独特的“新批评”的理论话语与研究策略。现代汉诗在语言上追求“纯净”的抒情特性，正是诗歌艺术本体自律的表征。张错及其他华人学者借此辩证处理外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纠缠，深入现代汉诗发展流变内部，从而深入地把握现代汉诗发生发展的美学成规与文化逻辑。
整体而言，这一批诗人的大部分作品都倾向于诗歌艺术内部，追求艺术自律，精心营构诗歌的文字与意象，以抒情的方式与现实展开辩证的对话，既体现诗歌“兴观群怨”的古老传统，但又不简单地纠缠于事物外在的形式，较好地规避了成为现实及政治的仆人之可能。这种诗歌在艺术精神上追求光明阔大的境界，自觉地与现实政治保持必要的距离，避免陷入语言工具化的泥淖和落入标语式、口号式的窠臼。张错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论述正是对现代汉诗诗人这些特点的把握与理解，融汇了他的理论识见与批评视野。
二 语言本体论与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
语言本体论是张错的现代汉诗抒情传统论述脉络中的核心内容。在张错看来，从语言的角度看，现代汉诗的发展彰显出一条独立自足的艺术路径，它可以有效处理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纠缠，深入到诗歌内部的艺术审美特质。当然，纳入现代汉诗抒情传统论述的诗歌作品并非都是纯粹的“纯诗”，并非都指认这些作品与外部的现实、社会、历史、文化等毫无关系。
相反，这些诗歌在处理诗歌语言与现实、历史、文化等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更为辩证，更好地体现了现代汉诗在话语修辞上的演变规律。首先，现代汉诗从古典汉诗传统的压力中挣脱出来，就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张错指认：“‘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一直在寻求一种语言。‘五四’新诗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白话诗表达中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在看来，传统与现代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新的知识不是取替旧的知识，它只是一个延续、变形，整个发展有一种若隐若现的关联，尤其是语言的问题。”从诗歌语言角度分析现代汉诗的本体发展，的确抓到了问题的实质。他接着说道：“‘五四’以来的诗歌怎么发展，在语言里挣扎得非常厉害。
在康白情、汪静之、胡适那里，都找不到合适的白话诗语言，一直到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王辛笛，才有了突破。”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第3—4页。从胡适等人对白话新诗的尝试到何其芳、卞之琳、冯至等人的建设，新诗发展步伐明显，逐渐走向成熟，不仅在体裁、主题与境界等内容上，而且在诗歌的音韵节奏语言等方面。在张错看来，“卞之琳、冯至、何其芳，都是近代为夜莺而歌唱的一级琴手”，尤其是卞之琳，他的《尺八》是“中国近代抒情传统里最优美的声音”，而“何其芳与冯至那种温柔，缓慢，自剖式申诉的独白给抒情诗带来了新景象”。“中国抒情诗在何其芳等人手中已变成一个彩色缤纷的万花筒”。张错从语言与形式两方面分析了何其芳《预言》这首诗，并认为它无论在文辞或意象的运用都是流畅而一流的，它的出现宣布了当代抒情诗预期的方向。
张错认为，因为新诗发展到《预言》这首诗时，白话文已完全挣脱了文言或是旧诗表现句法的旧包袱，而正式地建立了新文学的传统。在诗内我们看到很多欧化的句子，像“那歌声将火光样沉郁又高扬，火光样将落叶的一生诉说”，这些句子亦确能在内涵扩张的过程里准确地抓住比较复杂的情感，更进一步而言，利用了形式的解放，诗人可以重复着更强调性的语言来指示他声音的情绪张错：《近代诗的抒情传统》，第245—251页。。由此可见，张错分析现代诗人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自觉地从语言、意象等艺术本体着眼，从“抒情”的脉络切入，直接把握到问题的内核：“卞之琳、冯至、王辛笛、穆旦、袁可嘉、郑敏、陈敬容等老先生，有一个抒情的传统，尤其是何其芳，他抓到了语言。”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第25页。
在此，张错对何其芳诗歌的意义特别强调，把其视为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发展链条上特殊的一环，是颇有见地的。因为，纵观何其芳前期的《汉园集》《预言》《画梦录》等诗集中的作品，它们虽有象征主义的外来影响印迹，但能在看似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中蕴藏着深长的意味，想象力丰富，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充满个性的光芒。此外，何其芳的诗歌在探索、追求、融化古今中外诗歌表现手法中讲求完美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形成了富有艺术魅力的独特诗风。这些诗歌因艺术精神上的出色探索而没有因为时代语境的转换而遭人遗弃，经得起时展的重新审视和细读，成为新诗花园中的经典存在。
其实，现代汉诗从古典汉诗传统中诞生，首当其冲就是语言，即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历史地看，晚清由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揭櫫的“诗界革命”并没有在语言文字上进行彻底的革命，而是只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诗作趋于通俗，达到“我手写我口”的诉求，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体格律的束缚，对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具有重大的冲击力。然而由于梁启超等人的保守倾向，“诗界革命”并不彻底，还完全没有达到“言文合一”的效果，导致“诗界革命”只是旧瓶装新酒，没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而“诗界革命”经常被过往的文学史叙事指认为五四新诗运动的前奏。1917年前后，胡适等《新青年》同仁先后掀起了以白话诗为先锋的“文学革命”，亮出“作诗如作文”的响亮口号，在体式、语言、主题、思想等方面对古典汉诗进行了颠覆与反叛，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诗体大解放”。
几乎同时，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鲁迅、周作人等人或者在理论上掀起“文学革命”热潮，或者不遗余力投身白话新诗的创作实践，为白话新诗的发生、发展及其合法性地位摇旗呐喊。“诗体大解放”的焦点在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现代转型，胡适指出：“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胡适：《自序》，《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49页。并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胡适：《自序》，第148页。“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95页。
可见，新的思想、新的现代复杂情感等需要新的白话语言这一工具来完成，文言文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面对复杂变化世界的表达需要。在胡适等人看来，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時代的新文学，以活的语言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这不仅在语言工具上对白话诗进行了规定，而且在表现的内容上也作出了要求，那就是“活的文学、人的文学”。这些要求涉及到“诗的具体性”的问题，胡适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说明：“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第308页。白话新诗与具体性、诗意诗味、影像等联系起来，给人“诗意的文学政治”臧棣：《“诗意”的文学政治：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总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味道。鉴于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效应，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断言：“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43页。胡适以进化论思维反观文学的发展演变，认为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然后由白话文学取代“死的文学”，从而确立“中国文学之正宗”地位。
“白话的传统太贫乏，旧诗的传统太顽固”(朱自清语)。面对强大的古典汉诗传统压力，正是五四一代精英知识分子以激进的方式对传统进行颠覆。自胡适之后，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钱玄同的废除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国书等言论成为后援力量，更加全面地对古典传统进行解构与颠覆，为白话新文学、白话新诗等发展扫清道路奚密从理论与实践上认为这只是他们的一种策略，是“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如果在当时文言文仍根深蒂固的情势下，若非陈独秀等人的激进与武断，白话文运动绝对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在实践中，这一批人旧学根底深固，无一不自幼在古典文学中浸染。因此，奚密指出“与其说他们‘遗忘和背弃’了古典文学”，不如说正因为他们深知传统的资源和局限所以才刻意强调差异于延续，断裂甚于继承。”此乃确论。(Michelle Yeh， “Theoretical Issu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e Studies”， Chinese Study(Japan)37，1998，P4.)。这只是一种策略，可谓是立之前的破。因此，从诗歌语言的演进历史来看现代汉诗，张错对“现代汉诗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的立论可谓切中肯綮。
其次，现代汉诗对古典汉诗的创造性转化，根本上从传统语言或抒情诗中产生一种新的生命。在张错看来，“在新诗发展的语言里面，传统语言他们后来真的找到了。从传统语言里面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它是从抒情诗里面找出来的，从传统里面找出来的。”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第25—26页。历史地看，现代汉诗作为“文学革命的武器之一种”，对语言实用工具性的强调由来已久。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大众化运动、解放区等大部分诗歌创作中，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规劝，诗歌及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已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这种情势下，面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阶级等力量，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从语言角度看，它不仅是古典传统的中断，更是五四白话诗传统的断裂。白话新诗在寻找自身的合法性地位过程中，大致也走着“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道路，期间有过激进的策略难以避免。如前面所说的“作诗如作文”导致了发生期的白话新诗过度自由或者倾向于浪漫化、散文化，给自身发展带来了“厄运”沈从文：《新诗的旧账》，《抽象的抒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为后来新月格律派诸子的反拨埋下了伏笔;激进地颠覆古典汉诗传统，把白话新诗作为启蒙思想的工具加以运用，导致了后来白话新诗不断陷入各种政治运动的纠缠。因此，白话新诗的最大问题乃是语言的问题，“新诗有个问题，从初期起即讨论到它，久久不能解决，是韵与词藻与形式之有无存在价值”。沈从文：《新诗的旧账》，第88页。从尝试期的胡适、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到创作建设期的宗白华、李金发、梁宗岱、王独清、刘梦苇、冯至、饶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等一群作家，再到成熟期沈从文在《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1930)一文中曾把新诗分为三个时期即尝试期、创作期与成熟期，并对各期代表性诗人诗作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由于沈从文的写作年代，没有涵括三四十年代的新诗，我们在此参考其分期，把1917年到1949年民国时期的新诗大体上分为尝试期、创作建设期与成熟期。如三十年代的孙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废名、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等，以及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以九叶派为代表)，这不仅在创作实践上丰富了人们对新诗的认识，也在理论建设上提出了新的美学原则。现代汉诗在这样的建设推进中逐渐地走向成熟，形成了诗歌话语修辞的抒情性对革命或启蒙叙事下诗歌语言实用理性的某种超越。因此，以1919年五四文学运动到1949年的30年间的诗作而言，这些诗人诗作，无论在语言、形式与主题的寻找途径，都是紧密相连的。张错认为，此期的新文学/诗歌发展，自成一条脉络，循着白话文学的进展与变化，呈现各种不同的诗风，同时在一个大中国的大前提，他们在这30年间的统一性较为明显张错：《结网与羡鱼——台湾现代诗翻译策略与检讨》，《批评的约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1—62页。
最后，以语言的角度整合两岸四地百年现代汉诗的发展脉络，显示出独特的文学整体观。1949年以来，由于大陆两岸的政治意识形态形成的空间隔绝，现代汉诗的发展也出现了复杂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现代汉诗创作几乎呈现一片凋零的惨淡景象。与此相反，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以纪弦郑愁予、商禽等为代表的“现代诗”诗人群，以余光中、覃子豪、周梦蝶等代表的“蓝星”诗人群和以张默、洛夫、痖弦、叶维廉等为代表的“创世纪”诗人群。这些诗歌兼具传统与现代气韵，汇通中国与西方的诗学歧异，正好填补了大陆现代汉诗发展的空白。
当然，由于台湾当时复杂的社会语境，台湾诗歌在表达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语言与形式的问题依然突出。张错指出：“台湾现代诗萌芽的环境因素十分复杂。……一九三七年中文被禁后，台湾詩人即处在一语言真空的状态。这问题延续到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他们仍未能完全克服中文上的障碍”张错：《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导言》(奚密译)，台北：尔雅出版社，1988年，第7页。，而“50年代以来台湾所遭逢的社会动力，结合着长达20年西方现代主义带来的时间作用，已经在诗语法(diction)上找到它重建的基地”张错：《<创世纪>的诅咒——现代诗语言的寻找与重建》，第72页。在张错看来，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运动，一方面由于政治原因造成其与三四十年代新文学语言分裂脱节后苦苦追寻与重建的结果，另一方面因台湾本土语言养料缺乏、左翼诗歌被禁，从而因利乘便地从美国现代文化学习与追求滋养。
台湾现代诗经由50-60代的发展，加上70年代中期约有10年的乡土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现代诗更落实在一条抒情传统主脉，待发展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台湾现代诗语法已经明显与分隔40多年的大陆新诗语法相迥异。张错：《<创世纪>的诅咒——现代诗语言的寻找与重建》，《批评的约会》，第72页。此外，张错在《抒情继承：台湾八十年代诗歌的延续与丕变》一文中，集中对新媒体时代环境下崛起的年轻诗群进行了论述，辨析了诗歌的“抒情心态”与“探讨心态”的诗学关系，“从一个历史不断变化有机体的观念来看，存在于沉默大多数的创作里仍然看到抒情主脉延续”。
参见张错：《批评的约会》，第94页。从现代汉诗对语言的寻找这一角度而言，张错认为，“诗歌语言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寻找过程，从松散的语言，到浅显的白话，再凝聚成抒情的语言，后来又发展到台湾高度抽象的超写实语言，算是走出了一个死胡同，又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台湾当初找不到诗的语言在哪里，有很多晦涩、不流畅的东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人如纪弦、痖弦、郑愁予、洛夫、余光中、覃子豪、杨牧等人，逐渐地找到了所谓的‘现代诗’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是白话，也不是文言。现代诗歌语言方才从无到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第4页。
显而易见，张错所论及的这些诗人均带有“现代”特征，对诗歌语言本体有着自觉的追求，对那些在政治年代所写的传声筒式战斗实用诗歌则存而不论。而这都源自于论者的语言形式美学视角。但与张错对1949年后现代汉诗发展各表一枝的看法稍有不同，叶维廉则认为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在对大陆四十年代的继承与吸收所在多有。如三四十年代大陆的诗人和六十年代的台湾诗人在对待诗歌语言的问题上，自觉对传统语言引起反思，企图以中国古典传统的美学来调整西方现代主义的策略，达成一种新的融合作为现代主义更广的网络。“在这个关怀上，台湾的痖弦、洛夫、张默、辛郁、管管等诗人与四十年代穆旦、杜运燮、唐祈、杭约赫、唐湜是一致的。”叶维廉：《文化错位：中国现代诗的美学议程》，《中国诗学》(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这种言述自觉地打破意识形态、地域空间、历史时间等人为的自我设限，让人们能够整体地理解两岸四地的现代汉诗内在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这些论述是海外华人学者较早地从语言/华语的角度来观照两岸四地的文学/诗歌的整体性议题。与当下王德威等人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热烈争论存有诸多汇通的地方。王德威说到：
我觉得也许“华语语系”可以照顾到不同的华人社团或者社群，不论是中国内地的南腔北调，不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或者是所谓离散的海外华人居住的地方，语言也许是最后的“公分母”，或者是一个大家可以认同的机制。当然语言本身可以延伸、辐散出去其他一些问题，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以及社群约定俗成的产物，它不断地在时间以及空间的转换里面展现出它的新意。……所以把语言作为一个“公分母”，从这里辐射出去的问题当然就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它还包括文化的感触感知的问题;也不只是知识层面的感触和感知，同时在生活层面甚至是物质上，包括我们的身体面对各种不同文化时，也会产生诸多不同的语言反应。因此，“华语语系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定义。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第43—44页。
语言在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隐含着复杂的文化纠缠，但这种视角透出的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批评视野却是难能可贵的。诚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是承着这些新的语言策略而来。由于迁台初期的台湾文化与母体空间文化的切断，知识分子在心理游离不定而新文化世界尚未能落根之际，遂又转入主观的世界，企图在文学世界里肯定生命的意义与完整，从而以语言世界为对象进行更深邃的追索，所产生的偏差和提供的更新语言的策略，在偏向上和三四十年代这些诗人所面临的问题较为相似。叶维廉的观点与张错的论述略有差异，但两者互相补充响应。因此，由于海外华人学的学术背景与人生经历等原因，在现代汉诗抒情传统论述脉络里，其内部的观点也不是铁板一块，这恰恰是现代汉诗抒情传统论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之所在。
三 自律与他律：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双重变奏
如果说张错从语言形式、艺术自律的角度发现了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的话，那么在另一个维度上说他们也是从这一“抒情传统”出发对现代汉诗展开自己独特的批评的。张错揭橥的“现代汉诗抒情传统”不仅是一项“发明”，更是对现代汉诗发展所面对的外在现实的辩证对话。张错不仅对那些属于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的诗人诗作进行中肯独到的分析，而且对那些与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相龃龉美国华人学者王德威借用汉学家普实克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启用的“抒情与史诗”的辩证关系来分析抒情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认为与抒情传统相对应倾向于写实主义的文学属于史诗传统。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的诗人诗作也做出辩证的擘肌分理。不管是虚假的颂歌还是真诚的抒情，现代汉诗都需要应对时代的风云变幻。
现代汉诗从自由到格律再到现代派的发展脉络，遵循着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演变轨迹。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对第一个十年的新诗这样总结到：“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类：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8页。
在此姑且不论这种分类是否妥当，只说新诗诞生初期，在形式上自由松散，与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相契合，加上西方(日本)的浪漫主义与人道主义等外来的刺激，现代汉诗的浪漫派诗歌也应运而生。对于新诗自由无节制与主体情感的泛滥，在当时就引起了梁实秋等新古典主义的批评。这种滥情的诗歌作品，在现代汉诗抒情传统论述逻辑看来存在诸多问题，张错辩证地指出：“浪漫思想是毫无疑问的在五四早期时为一原动力，但是在不断进步的新诗运动里，流于空洞表现和苦闷宣泄的呐喊的创作都必将送入博物馆和北京人陈列一起，它们的价值除了我们一点历史观念外，在现代诗的抒情传统内毫无位置可言。”
对冰心与周作人等人的小诗：“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里，确属有过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受了日本俳句或泰戈尔分隔影响的小诗，如周作人和冰心的诗，可是像冰心的那首《春水》里面那种‘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那种境界又怎能完成塑造现代抒情传统的使命?”他们更不能同意郭沫若是中国的惠特曼的说法，认为郭沫若学到的只是惠特曼最表面性的反抗语气，如郭沫若的《天狗》这首诗“全诗一无诗味，更是语无伦次，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正如诗内所表现的，是一条肚饿发亮的疯狗，乱咬着自己，最后‘轰’一声，大概是脑充血‘爆炸’死掉了”。对象征诗派的诗歌：“抒情诗在哲理方面的优秀表现并不能掩饰其在象征方面的窘态”，常觉得“白话語言……在象征方面却尚未到火候”。而象征与意象“在中国传统古诗早已经是一条用惯了的‘亚朗的手杖’(Aaron’s rod)……现代象征风格在诗的表现，正是紧随着中国一贯的艺术抒情传统——天(自然，事物)人(情感，感觉)合一的和谐”。张错：《近代诗的抒情传统》，第229、250—251、257—258、253、242页。
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前面分析的中国古典汉诗的抒情传统关系密切。象征派诗歌虽然因为其追求意象繁复与象征深度，与外在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但往往让读者如坠迷雾，如早期的李金发、穆木天等人的一些诗作就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痕迹，但发展到后来也有两者结合到较好的现代汉诗诗作，如戴望舒等诗人作品。在张错看来，戴望舒的诗歌“无疑地是显示出强烈象征风格的诗人，可是他并不是什么中国象征派，他只是在新诗当代传统里提供出了一种成功的象征的诗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在戴望舒的作品中，最宜于诗选及为人传诵的要算那首《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一首以抗战为题材的战斗诗，在政治意识浓烈的评论家中，更是“一类带着民族反抗意志和要求自由解放的歌声”，但是同样令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诗内明显性的抒情因素，而这种抒情因素仍是来自想象力与象征力的揉合。张错：《近代诗的抒情传统》，第240—241页。
事实上，在现代汉诗发展历程中，由于社会语境的复杂变化，并不是所有诗人都能够在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之间达到某种平衡。由于新诗的先锋性，在“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都担负着启蒙与革命的社会使命，新诗被绑架在实用的战车上一路推进。现代汉诗抒情传统论述中对那种直露式、口号式、标语式等的宣传教化诗歌很不以为然，相反主张现代汉诗面对外在现实需要表现出的抒情浓度、想象力与内心的情绪节奏等的艺术因素。
在面对反封反帝的启蒙与革命要求，现代汉诗倾向于叙事体，并从愤怒走向为革命呐喊的发展趋向，比如五卅事件后改向的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等人所鼓吹的“革命文学”，是“行动第一，艺术第二”、时时落入只有革命激情而没有艺术可言的口号诗。因为要促使“行动”，这些诗往往是“介入教唆”为主，语言的艺术的考虑被降到最低。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日本狂暴侵略，中国的北方炮火连天，饥馑遍地，原是以现代主义者出发一度从波德莱尔、兰波、阿波利奈尔吸取营养的艾青，或是词味极重的唯美诗人何其芳都大大修改他们的文字世界甚至完全放弃。从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脉络来看，“从刘大白的《卖布谣》到臧克家的《老哥哥》，只是一种叙事歌谣体的进步，从个人的呻吟苦痛发展成愤怒的吼叫，抒情度不浓，因为这类诗多由不满现状的现实主义出发，写实作风把诗人的想象力潜力破坏无遗，而且客观的叙述往往使主观的个性削弱，所谓诗的大众化不过是削足就履的解决方法吧了。”
张错：《近代诗的抒情传统》，第243页。诗人田间的诗或许是较外例外的一个，因为他能把心灵的日常语言投射成耳朵的节奏，无人能出其右，在新诗的抒情节奏上冲出一条新路。而四十年代，战火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战争、流血、压迫与衣衫褴褛的农民被剥削到赤贫等情景触目惊心，在艺术的需要和行动的需要之间的进退维谷也使得一些诗人(如艾青、何其芳、蒲风、光未然、王亚平、田间、臧克等人)开始转向行动或鼓吹的诗歌大众化实践。这些诗歌，就题材而言，大都具有政治的先锋性和强烈的时代色彩，抒写与抗战有关的情感与典型的人物与事件，谱写民族民主解放战争的主旋律;就抒情方式而言，大都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直抒胸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主导风格雄浑豪放，在诗歌大众化方面作出了探索尝试。这个时期的街头诗、传单诗、标语诗、口号诗、明信片诗、儿童诗、方言诗等诗歌体式成为服务抗战的有力武器。
面對史诗时代如何彰显抒情的声音?或如奚密在《现代汉诗》中指出的那样：
现代诗人对读者的态度呈现为一条广阔的光谱。在光谱的一端，一些诗人坚持诗歌服务社会，这或可视为弥补现代文明里实用性和私人性彼此分裂的一种企图。为了重建诗的社会价值，这些诗人强调主题的关联性，并每每采用一种相当狭隘的文学定义，拒绝纯粹的美学考虑。这种态度可见于三十四年代的抗战诗歌和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抒情诗。……由于这种艺术臣服于政治和社会标准的状态倾向于压抑诗歌和美学理论方面的实验，我在本章中对这类诗观将搁置不论。
奚密：《现代汉诗》，第13页。奚密通过学理地梳理与辨析1917年以来现代汉诗的理论与实践，明确地对倾向于现实政治等实用性的作品及诗观存而不论，着力追寻“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与抒情传统相关，对奚密的现代汉诗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成果，请参见：张松建《边缘、本土与现代性：奚密及其现代汉诗研究》，《九州学林》2004年第4期;翟月琴《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综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张森林《抒情美典的追寻者：奚密现代汉诗研究述评》，《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与张错、叶维廉从语言本体论视角论述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可谓异曲同工。对此期现代汉诗在自律与他律的互相纠缠，叶维廉对有关人生与艺术相互为用的诗歌创作流向的论述，或为我们的深入理解带来某种助益。他把这些诗歌创作流向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肯定人生活在历史的现实中，应该回答历史的呼唤;第二种是确立个人与历史整体的关系，必先通过个人艺术风格的确立，始可完整的呈现历史严肃意义，始可以达到超越时代的风格。第三种是由个人的风格到无我的光辉，是要通过思想，通过艺术的深思熟虑叶维廉：《文化错位：中国现代诗的美学议程》，第284—285页。
纵观新诗发展史，后期的何其芳、艾青与蒲风、光未然、王亚平、田间、臧克家等人属于第一种，间或也有第二种流向。他们和前面所论列的戴望舒、辛笛、冯至、卞之琳、穆旦、郑敏、杜运燮、唐祈、杭约赫、唐湜等三四十年代现代诗人的诗歌风格特征有较大的差异，后者明显属于第三种创作流向，因为他们的诗歌作品不仅盈满抒情诗人无限高远的浪漫情怀，又兼具历史思辨的磅礴气势，洋溢着豪迈的时代精神。“不同于二十年代感情破堤的溢泻与爆炸，三四十年代诗人提供一种让事物事件不徐不疾掌控中的显现，悉心让它们的活动依循他们的浓度，他们行迹的步调与弧度呈露。”叶维廉：《文化错位：中国现代诗的美学议程》，第292页。他们既与前者要到街上去写战争、流血和中国遍地的贫穷，但他们并没有排斥语言艺术世界所提供出来的语言的策略。
张错等人从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入手，较好地处理了抒情与史诗的双重变奏，进而着力彰显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诸种面向。因此，从张错、叶维廉及奚密对现代汉诗创作流向的把握，不难发现他们对深具抒情蕴藉韵味、语言策略与生命沉思之现代汉诗的特别重视，并且将其纳入“抒情传统”论述脉络进行理解与把握，以此和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的诗歌展开文学/诗歌史的抗辩。张错等人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发现与“发明”，较好地接续了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理路，体现了他们的历史整体性意识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诉求。
四 结语
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不仅与中国古典汉诗的抒情、言志、载道等传统诗学观念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直接承继美国华人学者陈世骧等人揭櫫的“中国抒情传统”而来。这一学术群体具有多重复杂的文化身份，他们是龙的传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根”的体认和漂泊异乡而产生的“乡愁”之寄。但他们生活、教育的主体环境，又往往是西方文化主宰的现代文明地带，这就使得海外华人学者之于中国传统具有“自我”与“他者”、“看”与“被看”兼而有之的色彩，从而具有与纯粹大陆学者不同的文化立场、思维方式和阐释视野。李凤亮等：《移动的诗学：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第13页。虽然这一学术群体研究关注的现实问题或有不同，具体的批评观念与动机目的各异，但是从根本上而言，立足本土文化进行传统重建、立足时代语境阐扬传统精神、立足跨文化视野现实中西诗学的汇通，又正是这些不同的华人学术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乡愁”与“身份”成为海外华人学者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议题。
海外华人学者，特别是叶维廉、张错、杨牧、奚密等人，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背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巨大的怀想与热情。他们身处海外/美国开展相关的比较诗学研究，经常需要回返中国古典汉诗的美学传统，不仅是在学理知识上求得的体认与把握，而且是在心理与文化身份上求得的认同与慰藉。因而，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梳理与论述，可以视为他们在学理上与情感认同上的需要而建构或发明的“传统”。海外华人学者自觉对“现代汉诗的抒情传统”的建构与发明，不仅体现了他们接续历史传统整体性的“当代意识”，而且揭櫫了他们对母体文化之乡愁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自觉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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