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走出去，引进来”的政策下，留学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很多家长已经不满足国内教育，而是把孩子送出国接受高等教育。根据目前数据显示，我国还是以自费留学为主，并且呈现了留学低龄化，自费留学人数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大浪潮下，出国留学回国就业的海归并没有受到更多的青睐，这就可以看出，教育回报率和投入不成正比，出国留学不再是他们就业的保护神，下面对其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出国留学,留学教育,海归
一、我国留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动因简析
出国留学，英文简称study abroad，指学生去到母国以外的他国学习深造，时间可长可短，从数日到数年不等，留学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一代代的学子接力促成这项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发展。对于横跨百年的留学史，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历史学家戴逸和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将整个百年留学的过程以时间为主线，结合重大社会事件、留学人员的身份以及资金来源等，把出国留学生划分为以清政府公派的120名留美儿童为始到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有自费和公费留学者共十代[2]。此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GG)的创办者王辉耀博士根据留学者的学习内容和历史使命的不同，将其划为五代，分别致力于富国强兵、革命救国、科技救国、建设祖国及创业拼搏的伟大理想。历代出国留学的学子中，也不乏我们非常熟悉敬仰的杰出的革命家和卓越的科学家。周总理对留学生学习和工作的重点关注，邓小平推出一系列促进我国莘莘学子出国深造的改革，詹天佑成功设计并建造第一条铁路，邓稼先对于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等等都与他们的留学背景息息相关。
黑格尔曾经说过现实性与必然性和合理性有着必要的联系，是二者之和。留学现象的现实性来自于国家的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和个人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唯物辩证法讲，事物的发展总是基于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其中内因是根本，外因则次要。在百年留学史中，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有不同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前，出国留学是一項国家政治任务，以国家的发展为动因。公派出国的学生带着振兴国家、改革教育的梦想远赴他国，而个人的文化增长、精神富足则作为外因助推其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富足、社会进步，对人们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迫于压力，需要提升自我综合能力，学子们主动选择出国深造。此时，个人的内在需求作为一种内因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层面的发展建立在个人满足的基础上。虽然内因和外因的作用在随着社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但最终都共同促进了留学教育的不断发展。
二、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
社会分层研究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研究源于社会学家对社会差异现象的关注。对社会分层进行概念界说，学者们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大家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分层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人们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层[3]。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和促进社会成员构成的分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分析上述分层和分化的原因时，我们试图首先从教育中寻找答案。自工业社会建立以来，教育系统便与劳动领域的筛选和训练以及个体在成人职业、经济和身份地位中的分配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且多项研究表明，取得成人地位的流动和非流动途径在教育系统内已经形成了。
因此，人们把教育系统看成是能产生社会变化的一套制度，也可以看成一套有助于社会分层和稳定的制度[4]。在我国，影响职业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教育程度。各种职业对就业者的“硬件”要求日趋提高，不仅专门职业提出越来越高的教育条件，而且最普通的职业如餐饮服务业也需要持证上岗。如今，就业受学历限制的现象越来越随处可见，人才市场对学历和专业技能的要求更加严格，高学历人才的市场被需求量也在逐渐扩大。随着高等学府和科研基地对研究生人数的大量扩招，每年高学历人才毕业人数总量增加，致使出现这样的现象：高学历人才成为好职业的最有力竞争者，普通毕业生在这场争夺战中处于劣势，甚至出现了由人才市场转向劳力市场就业的现象。然而，劳力市场紧跟形势，也开始要求具有相应的职业教育经历和职业培训资格。此种形势下，无学历和职业资格的人群将无法进入这两大市场，更别说找到一份好工作了。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层次的需要，教育的市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教育层次高低对于职业的获得和职业成就的作用已经上升为主要因素。
三、留学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弱化的突出表征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学子抱着“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和“物以稀为贵”的心理选择自费留学。以前，学生确实可通过留学获得可观的职业和较高的经济回报，并成为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之一，但如今已时过境迁，留学只是实现众多人生目标过程中的一层石阶，其社会分层功能日渐弱化。这种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海归的就业形式严峻
根据《2015年出国留学发展状况调查报告》统计数据显示：至1978年始到2015年的37年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量累计达40421万人。有27778万人已完成学业。其中，近八成已完成学业人员选择回国发展[5]。可见，大多数留学人员在国外缺乏足够的竞争力仍需要与国内高校毕业生一同竞争工作岗位。由第三方国际人力资源公司发布的《2013中国海归人才就业现状》报告显示，2008年成都地区回国的海归平均年薪仅为9万元，到了2010年后成都地区回国海归的平均年薪降到66万元，月薪不足六千。海归数量大却精英少，知识基础与能力参差不齐是不争的事实。回国远没有想象中的风光，待遇一落千丈，海归早已不是从前的“高精尖”精英人才，而被人们戏称为“海龟”。
随着这个群体的逐渐壮大，就业问题慢慢突显，“海带(海待)”现象也屡见不鲜，说明海归人士虽然不远万里为腹中添了几滴所谓的“洋墨水”，却再也无法拥有那个曾经的“免检”金牌，而是被国内用人单位更加谨慎地对待并严格加以筛选考核。智联招聘近日发布调查结果，当招聘对象为海归时，超过七成人力资源主管表示：没有优待，不会优先录用。正如其中一位主管所表示的那样：“企业会挑选于公司更有利的员工，启用国内大学毕业生，用人成本和个人能力综合考虑优于海归。”可以预见，留学教育与国内用人市场的脱节问题不解决，纵使有海龟的光环，也无法抵挡就业形势的寒流，海归的就业难问题将逐渐显现出来。
每个阶层都有各自特有的文化资本，它的获得不仅与教育有关，也与该阶层人士所处阶层环境以及该阶层所特有的历史背景有关。实现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跨越，单靠教育是无法做到的，除了教育，这种跨越还与该阶层的经济资本和消费习惯有关。留学人士希望通过接受与某一社会阶层人士同等的高等教育，获得该阶层特有的文化资本，以消除文化屏障。然而文化资本并不足以消除文化屏障。当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威胁到“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利益时，他们便会动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以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这样一来，便使能得到高薪职业的人才越来越少，从而加剧人才之间的竞争，迫使学历文凭贬值，进而导致出现就业难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经济资本的影响作用非常大，经济资本富裕的阶层可以运用自己的有效资源调控整个人才市场。通过教育习得的文化资本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文化屏障，顺利实现阶层的跨越。
(二)留学大众化加重了文凭贬值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政府留学政策的调整，我国出国留学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代。目前，中国留学市场已从过去的“精英性留学时代”步入到如今的“大众化留学时代”，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出国接受教育，必然选择回国发展的学子数量也会相继增长。据统计，2015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4091万人，比上一年增长121%。而2015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749万人，比上一年增长30%。国内毕业生人数的增长率远小于海归人数的增长率。这种态势下，必然有相当数量的海归与国内毕业生同时竞争工作岗位，却又不得不面对工作岗位数量有限的实际情况。因此，海归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原有期望，从基层工作做起。《就业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所有被调查的海归中，有六成目前从事基层工作。
文凭的社会地位在大众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使得获取高学历成为一种根本趋势，而高考扩招、研究生扩招为此种学历角逐提供了有力支持。于是亦因亦果，互为因果的奇特现象出现了：文凭社会迫使教育扩张导致水涨船高，反过来又使文凭贬值。留学教育的大众化，为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提供了新的机会。大量毕业生回国发展，而用人单位越来越难以雇佣数量如此之多的高学历人才，于是出现了其他原本不需要雇佣海归人员的用人单位却雇用海归人员的现象，更加重了“文凭贬值”。文凭相当的情况下，若要获得好的职业，此时文凭可能不再是雇主进行人才筛选的识别标志，而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在求职时的作用反而更显著，导致职业获得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也随之增加。“好成绩”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此種现象的生动描述。
(三)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有所提高
什么是教育国际化?美国学者菲利普·阿尔特巴赫认为，教育国际化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或全球层面的内容融入教育目的、职能或教学实施的过程，也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一个教育系统、一个教育机构回应全球化趋势的具体政策或举措”[11]。目前，我国的教育已与国际接轨，从教育理念到实践都在彰显这种国际联系。国际化教育包括课程体系国际化、教师管理国际化、学校组织机构国际化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根据国际化的不同形式，我国目前的国际化教育单位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在中国境内合法设立的外国机构、外资企业、国际组织的驻华机构或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开办的国际学校。
二是本地学校开设的国际部，招收的学生包括本地学生和外籍学生，采用的课程大多也是国际通用课程，如IB、AP、Alevel等，教学语言以英语和汉语为主。
三是由个人开办的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培训服务，比如托福、雅思考试的培训。他们通过引进国外优质国际课程，与国外学者、教师进行交流合作，做到优势互补。正因为国内教育的国际化，使得本土学生在国内也能接受国外的教育，结合国内就业形式，在“主场”更能发挥自身优势，因此，国内“留学”人员比海归人员更容易受到招聘单位的青睐。
(四)社会对海归的认识回归理性
曾几何时，海归与人才几乎天然地划着等号。国家重要领导人大多都有海外求学经历，这为海归人员受到重视添加了一份有力的证据。改革开放之初，留学的门槛很高，并非用金钱可以买到通往国外大学的入场券。加上当时我国与国外的教育差距明显，学成归来的海归人员不仅带来大量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视野开阔，带回了很多新兴的理念，海归在大众眼里就是引领科学文化向前发展的天之骄子。然而如今，时过境迁，曾几何时我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最大的门槛也由学识变成了金钱，自费留学生人数占总留学生人数的绝大部分。其结果是，海归和同等水平的国内大学生相比，在就业方面已经没有优势，而是受到同等对待，已不再是“香饽饽”了。之所以用“回归”二字，是因为之前人们对海归的认识确实有过非理性的“月亮都是外国的圆”的盲目崇拜阶段。
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中可见端倪。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根据作者的文字可窥见其对现实折射出的态度。在《围城》中，方鸿渐和韩学愈都是海归，两人还同是“克莱登大学”的校友，买张假文凭，就回来蒙事了。方鸿渐算老实，任何时候都不宣称自己是博士，求职材料也讳言这一点;韩学愈就不同了，借此招摇撞骗，还混上了历史系主任。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钱钟书先生对韩学愈的态度极其厌恶。再往前，在清代笔记《苌楚斋四笔》中有一段文字记载：“洋翰林、洋进士、洋举人啧啧在人耳目，尤可笑者，日本留学生多有未入学堂，只购各校讲义一部，作为校外生，不知如何，亦得文凭”。一句“尤可笑者”，可见作者对这些“洋学生”并不认同，一张文凭并不能取代其真才实学。如今，人们对海归的认识已经脱离“偏激”态度，并不一味地只看洋文凭、学位，而是回归理性侧重于实际能力与水平。
四、留学社会分层功能弱化引发的思考
(一)要理性对待出国留学
面对留学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弱化这一现象，留学生和家长应该理性地看待留学。首先，除去公费留学外，自费留学面对一大笔教育经费，对普通家庭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支出，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据调查，近半数家庭选择所要留学学校和地域时，主要相关信息来源于中介，而缺少自主调查和选择，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且需要自我承担其中的风险。我国中学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均要通过高考选拔，以考试分数论高低。而国外大学的选拔不仅看考试成绩，更关注综合能力。
家长若有意愿送孩子出国接受教育，应该做好如下心理准备：首先应该充分考察孩子的各方面能力，包括：独立生活能力、学习能力、自主能力以及自制力等，这些能力的具备是能够较快适应国外生活的必备因素。其次，家庭应该充分尊重孩子的个人意见，考虑其本身的兴趣和特长，如果家长从自我态度出发，固执地为孩子选择所谓“热门”专业或者根据学校排名进行选择，最终结果未必让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留学生而言，选择留学最终也是为取得一份满意的工作服务，家长和学生不应该盲目跟风，事实证明通过参加高考而就读国内大学的学生在毕业后找到的工作并不比海归差，甚至更好。家长和学生应该结合自身经济能力、学习能力、综合实力等情况谨慎做决定。
(二)留学重在提升能力，而不再是“渡金”
留学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弱化后，分别在国内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面临着同样的工作竞争，留学生不但没有占据优势反而面临就业难的不良状况，而就业力不足便是其“致命”弱点。就业力又称就业竞争力、可雇佣能力等，主要看个人的受雇佣潜能。提升留学生的就业力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其提供了学理依据。全面发展学说的本质在于把人的全面发展统一于人的个性充分自由发展和人的多方面协调发展。就业力的提升多依托于教育单位的办学理念和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的认真开展。从学校层面，办学理念是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能够加以动摇的，且因为各个国家的实际就业情况不同，高校的就业力培养更加侧重于本国的就业形势。所以留学生的就业力提升应该从他们自身出发。
就业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一是知识结构。虽然知识不等同于能力，但知识的储备是构成就业力的必备因素。留学生出国接受国外教育，首要任务便是学好文化知识，没有专业知识作为理论支撑，何以体现专业能力?找工作时就必然存在“先天不足”和盲目性，只能找大众化的工作。
二是能力结构。就业力又称就业能力，可见提升工作能力是提升就业力的核心所在。能力包括专业能力和专业外能力，提升前者需要在学校中完成，而后者主要在积累社会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形成。
三是心理品质。心理品质体现在思想道德修养上，多来源于受到的德育熏陶。它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密切相联。良好的心理品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具备的，这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也是就业力的构成因素中最无法预测和不可控的。提升留学生就业力必须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以提升自己的综合就业实力，最终才能取得一份满意的工作。
辩证地看，留学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的弱化正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步，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高等教育是人才教育，其目的是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优秀的人才，促进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国留学人数越来越多，毕业后回国效力的海归人群也相继壮大。留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国的另一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方式。除了将我国的莘莘学子送出国进行培养，还可以将来华留学生类化为我国的优秀人才。
目前，我国是一个留学输出大国，呈现出“留学赤字”。然而为了提升教育的目的竞争力，我们有必要扭转这种局面，将“留学赤字”转变为“留学红利”。随着国际人才竞争的不断加剧，如何留住海外优秀留学生将成为各国留学工作的重点。已经有部分国家采取适当措施，法国为留法硕士和博士提供居留证，德国政府大力推行“欧盟告知人才引進方针”法案，美国表示将为攻读数学、科学、技术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附赠绿卡。
但在我国还没有形成这种理念，当下我们应该更新观念，重视来华学生的“人才红利”，让更多优秀的来华学生真正“留下来”。为加快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应该为来华学子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首先，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合作热潮，吸引沿线国家人才来华留学，开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才资源双向流通渠道;其次，狠抓教育质量工程，继续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水平;最后，建设来华留学人员宽松的学习和就业环境，让外国优秀学生进得来，留得下。
总之，积极应对人才流动浪潮，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人才交流环境，是吸引国际人才“为我所用”、充分挖掘留学“人才红利“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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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一凡，胡庆亮，张晓冰.中国出国留学研究述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J].高教探索，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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