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本文是一篇政法学刊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话语问题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
摘要：马克思从实践唯物论的角度，科学地阐明了话语实践问题以及话语实践与物质实践、精神实践的关系。实践的逻辑是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本质联系的基础，正是在解决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性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完成了中国化、民族化、革命化的话语形态创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正是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与中国现实国情、文情的结合过程中，构建出以人民为本位的话语实践观。在话语的实践表现形式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突出政策性话语实践特征，形成了以文艺大众化为主要载体的革命话语实践模式，最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通过在本体层面上对五四“人的文学”命题的不断反思和历史对话，初步完成了体系的范式变革。
关键词：话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逻辑,问题性
尽管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话语明显受到苏俄和日本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模式的影响，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结合自身国情、文艺基本问题在接受其它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影响的同时，表现出了自身独特的话语形态特征。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言说方式，受到中国传统文学重直觉感悟的批评方法的影响，涉及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形态的实践逻辑问题。①也有一些学者从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出发，特别强调几代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等创建的作为“领袖话语”的理论形态的独特性，认为这些“领袖话语”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以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坚持“二为方向”等问题，回答和解决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是“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实践精神的有机统一”②。可见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体系的话语形态去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体系结构的实践逻辑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思考角度。但是问题仍然有存在讨论的空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话语实践机制与传统古典批评话语的模式特征，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的实践观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理论精神关联，并进而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自身实践品格的形成，这是我们试图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话语的实践逻辑
话语是任何一种理论存在的基本方式，理论正是通过话语进入社会文化的结构系统当中，进而建构一种意义和认知世界的思维模式、逻辑规则，可以说话语的逻辑是支配人们社会行动的深层语法。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语言、话语对人的实践活动、物质交往的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③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认为语言、话语活动本质上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形式，政治、哲学、法律等精神意识活动是非物质的，但它们又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必须借助语言、话语这一特殊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④。话语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处于世界之中必须通过话语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并介入这个世界。话语实践机制的复杂性在于它具有物质与精神生产的两面性，一方面话语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存在，另一方面话语又是直接以精神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话语作为一种行动的观念、实践的逻辑，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精神上的反映与内化。从根本上说，语言话语活动仍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人们的话语实践活动是人们的物质生产交往活动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从实践唯物论的角度，科学地阐明了话语实践问题以及话语实践与物质实践、精神实践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话语实践思想价值时，应该置于马克思关于人类及其个体的生存与自由解放的社会实践活动视域中去看待话语实践问题。话语活动受到社会结构、客观物质世界的制约，同时他又辩证指出话语实践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人的话语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有重要影响。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话语实践观又是一个实践伦理问题，它服务于马克思实践哲学观关于人的总体解放的终极道德关怀和历史使命，它是人们认识、理解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把钥匙。马克思的话语实践思想对文化及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话语为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致思路径：“在话语理论的观照下，文学文本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实践领域之中，它们被感受和界定的方法会因此而改变。”⑤马克思的话语实践思想受到后来阿尔都塞、福柯、米歇尔•佩肖、哈贝马斯等人，以及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福柯是当代西方哲学中首次全面提出话语及其实践理论的学者。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首次明确引入话语(Discourse)概念以来，话语已经成为影响现代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福柯尽管并没有给话语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在他那里话语是有它基本的内涵的。福柯认为话语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历史的变迁与话语实践的变化与转换是一个关联体，因此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就可以转换为对话语实践的分析。话语的实践表现在话语的陈述和知识档案等序列层次当中，但是话语的形成并不是理想、连续的统一体，而是充满着对立、断裂和差异性的多种矛盾冲突空间，因此揭示出主导这种矛盾差异的知识型，掌握被权力、政治等知识型强加给话语实践的陈述概念和策略选择，就成为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关键：“问题是要在话语实践的复杂性的尝试中显示话语实践：指出说话意味着去做某件事情——除了表达人们所思，表达人们所知之外的其他事情，除了使语言结构发挥作用之外的其他事情;指出将一个陈述增添到一系列先存在的陈述中，是一项复杂而且代价高昂的行动。”⑥按照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的解释就是“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⑦可以说，话语不仅是知识和观念的生产，而且是对这个世界现实本身和价值意义的再生产，显然福柯受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影响。福柯在访谈中回顾自己早年的学术经历时就谈道：“对黑格尔主义的拒绝，对存在主义局限性的不满意，在我对马克思认识还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我决定加入法国共产党，那是在1950年。”⑧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对文学及其批评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简言之，文学及其批评既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语言的艺术，又是以语言指涉现实生活的话语实践的艺术，文学通过话语这个中介关联着复杂的文学网络、社会结构关系。因此以话语实践为视角探讨文学及其批评，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分为内部(文学自律性，重审美)和外部研究(文学他律性，重外部社会)的二元对立分析方法。可以说话语分析方法重新恢复了文学及其批评方法的整体化思维格局。因此，福柯与马克思哲学在话语实践思想上的深刻关联为我们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的实践特征提供了方法基础和理论启示。
二、人民本位的话语实践观
从话语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的过程，就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在中国被接受、转化、创新的过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宣传革命，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平易的白话文、大众化的口语的运用，大大有利于革命思想文化的传播。理由很显然，这些直白的大众语以及通俗易晓的文艺评论，自然地拉近了革命文艺与人民大众在文化和情感上的距离，极易被人民大众所明白和接受。出于革命的实践需要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性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在话语实践的方式上表现出对阶级感情话语、革命伦理道德话语等方面的强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恽代英就指出：“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⑨革命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工农兵干部，这就需要文艺的工作者改变五四时期以来脱离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启蒙理论话语的立场，向革命道德实践话语的转变，要求文艺工作者的道德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的道德思想感情联结在一起，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和趣味，维护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广大的统一战线。从时间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逻辑的根本转换是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的。按照创造社后期主要成员成仿吾的说法，五四文学革命文学运动以来我们文学革命运动的主体、内容、媒质(语体)和形式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仍然停留在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幻想阶段，因此“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⑩革命文学家之所以强调要用农工大众的用语，原因就在于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被压迫群众作为创作出发点的文学时代。五四新文学虽然也曾强调平民的文学、国民的文学，但是当时还主要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精英式的启蒙文学，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情感上存在着严重的隔膜与疏离感。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五四启蒙文学需要文学观念上的转变，这种情况下处于革命低潮时出现的革命文学运动，及其所倡导的集体的革命大众为出发点的文艺创作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诉求。到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人民大众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则标志着革命文艺的人民性话语创作观念的正式确立，正如周扬1944年4月在《解放日报》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所说的：“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能够解决文艺深入到群众中去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树立人民性的话语实践观，而这一话语实践观又是通过融会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实践型文论话语来实现的。话语及其实践是社会实践整体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话语作为指涉现实的言说活动，必然受到特定的历史语境、文化国情、民族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从传统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话语受儒家诗教传统影响多是伦理实践、道德人格境界指向的文论话语，如诗言志、文以载道说、礼乐人生观、风骨论、养气说等理论话语都充满着政治伦理实践属性，这反映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属性方面，也多是以偏重政治伦理属性的革命实践性话语为主。所以，1931年10月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就认为：“不注意普洛文艺和一切文章用什么话来写的问题，这事实上是投降资产阶级，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拒绝对于大众的服务。这个俗话革命的任务，是一般文化革命的任务，一切革命的文化组织应当担负起来，而尤其是文学的革命组织。”用人民大众能听得懂的话语、俗语来宣传革命思想对革命话语的大众化实践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瞿秋白看来，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话语问题“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在1938年左右大量讨论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既是民族抗战的形势所迫，更是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运动以来对人民大众话语实践重视的历史演进结果。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的要建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革命文艺目标，则是把这个问题在革命中的意义凸显出来了。后来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是从政治权威和革命道德的制高点上论述语言大众化的重要性：“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对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上个世纪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出现了以《兄妹开荒》《白毛女》《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动员起来》等为代表的新秧歌、新歌剧运动。为了促成革命的胜利必须用革命群众主体能够听得懂的革命性语言，唤起人民大众的革命道德觉悟、道德忠诚，从而在革命话语的激发下形成坚强的革命实践意志，这样革命话语就建构了一种革命的道德意义和实践意志，所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二个美学特征就是它的伦理意识形态性，注重文学与政治道德的关系，并从政治、道德的角度，从美和善的关系来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实质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革命实践性美学特征就具体体现在它的伦理意识形态性之上。它们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个整体。”
三、注重政策性话语的实践表现形式
在话语的实践表现形式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体现出注重实践指导意义的政策性话语特征。文艺政策是一个国家或者执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文艺活动进行管理的总体方略和具体的制度规划，它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特定的阶级、阶层的利益目的。按照西方学者科尔巴奇的观点：“‘政策’是一种给思想贴上标签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方式，以及证明实践和组织安排的正当性的方式，这其中还包括那些在统治过程中寻求通过政策来表达利害和行动的人，政策也是证明他们的正当性的一种方式。”政策具有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威性、强制性，并同时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实践诉求。对政策性话语的重视，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批评的观念、类型、文体风格等方面与其它批评流派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放使命密不可分的。有些国内学者认为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整体演变形态，即经历了从马克思恩格斯侧重文艺自身特征的文艺批评到列宁、毛泽东的作为党的事业的文艺政策的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受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影响，在批评的话语形态上表现出较强的政策性。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政策性话语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政策话语有它独特的革命内涵和民族文化个性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政策话语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实践的产物，这决定了批评服从于革命策略的需要，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左联组织机构成立时的大会决议内容中，就表现出这个特点：“‘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允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革命文艺工作是党的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革命文艺工作要服务和接受党在不同时期、历史阶段所采取的各项文艺政策。1944年4月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实际上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政策性话语特点：“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1945年6月周扬在姚仲明的《同志，你走错了路》剧本序言《关于政策与艺术》中进一步指出：“自‘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创作活动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的开始结合，这是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之一。”文艺政策是党在历史不同时期根据具体现实问题、文艺状况，对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选择、调整与整合。可以说文艺政策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中国化进程，但是文艺政策的短视和政治功利化在极左环境下也带来了极大危害。总体上看，实践型的政策性话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并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党的文艺政策正式形成的标志。”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整体态势呈现出渐次强化政策性指导的话语实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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