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日益发展中，这就设计到了翻译。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的翻译。本文是一篇文化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典籍顺译。
摘要：逆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以争夺更多话语权的过程中充当了主角，然而中外翻译史表明顺译来得自然，也是趋势。2010年西方出版的《淮南子》第一部英语全译本，由美国学者约翰・梅杰领衔顺译。翻译团队在组建协作、适用翻译准则方面颇具成效，使得其译文较为准确、译语通俗易懂、译本相对纯正，堪称典籍顺译的范例。
关键词：中国文化,《淮南子》,约翰・梅杰,顺译,逆译
翻译研究中有一种分类受人关注较少，即翻译以译入语是否为译者所属民族语言为标准分为顺译和逆译。前者是指译者将外语翻译成本民族语，又称译入;后者则指把本民族语翻译成外语，又称译出。纵览中外翻译史，就可发现大都倾向于顺译，因为“从事逆译的大多数译者在判断使用惯用语的场合或方式上不能达到操本族语者的敏感程度”[1]64。英国译介泰斗纽马克强烈支持顺译，因为它是“能够保证译文自然、精准并取得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径”[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声明，译者应该尽可能地从外语“翻译成自己母语，或其掌握程度等同于母语的语言”[3]64。顺译确实拥有很多优势，但在特定时期“许多国家的译者仍然需要向第二语言进行翻译”[4]57，尤其是弱势文化需要对外译介以争取更多话语权的时候，当前中国即是。从上世纪策划“熊猫丛书”(1981)和“大中华文库”(1995)，到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再到最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和“丝路书香工程”(2014)，国内译者占了绝大多数，换言之逆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模式。然而仅就传播效果而言，逆译可能要逊于顺译，故而谢天振先生才主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5]312。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研究外国人的顺译之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了，可学习顺译之优点，可反观逆译之不足，亦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个思考的契机。
一、 典籍翻译范例：《淮南子》顺译本研究
西汉初年意识斗争甚为激烈，主要在主张尊王攘夷的儒家、法家和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间展开。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遂撰《淮南子》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和外篇三十三卷，欲究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和帝王之道――胡适曾感叹“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6]13。可惜的是，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淮南子》自然也就束之高阁，于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主要也就剩下儒家在其后的二千多年继续向前推进。单就《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而言，迟至1884年英国人巴尔弗(Frederic H. Balfour)才节译了《〈淮南鸿烈〉第一篇》;2010年国、内外几乎同时出版了第一部英语全译本。国外全译本The Huainanzi由美国学者约翰・梅杰(John S. Major)领衔翻译，属于顺译;国内全译本《淮南子：汉英对照》由国内学者翟江月和牟爱鹏合作翻译，属于逆译。同期产出的两个全译本传播至今，顺译本的研究评论至少有四五篇，而逆译本的研究评论却未见得。鉴于顺译本The Huainanzi尚未引入国内，而且相关顺译本的那些研究评论国人亦很难读到，故有必要聚焦于《淮南子》顺译本研究。相较于逆译本而言，顺译本堪称传统典籍译本之典范，凡必要处都给出了较为周详的注释，并通过译本序言、篇章导言及附录全面地展现了译者自己的批判理解和研究成果。“这种全面为译语读者有效阅读而特设的内容布局颇显接受美学风格”[7]72，不仅有助于一般读者熟悉《淮南子》独特的文学叙事及其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有助于汉学专家进一步深入相关汉学专题研究。此其一，已另撰文深入探讨;本文转而从团队协作、翻译准则、翻译特色等方面对相关顺译做进一步深入挖掘。
(一) 翻译团队同舟共济
关于译者，全译本封面上为“John S. Major ・ Sarah A. Queen ・ Andrew Seth Meyer ・ Harold D. Roth TRANSLATORS AND EDITORS”，扉页上注有“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ohn S. Major， Sarah A. Queen， Andrew Seth Meyer， and Harold D. Roth， with additional contributions by Michael Puett and Judson Murray”，版权页上标为“Ⅰ. Liu， An， 179-122 B. c. Ⅱ. Major， John S.”。这表明译者团队由Major领衔，携其主要成员Queen， Meyer和Roth或翻译或编校。另外，Puett 和Murray也参与了部分篇章的翻译和部分内容的撰写：其中Puett 与Queen及Major合译了第十三篇;Murray与Queen合译了第二十一篇，并携手Queen及Major撰写了第二十一篇的导言。为节约篇幅，此处仅粗略地首次披露翻译团队的四位主要成员。
约翰・梅杰(John S. Major)：曾任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现为自由作家兼学者，出版约30部作品，或著或译或编，相关代表性著作是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1993)和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与Constance A. Cook合著，1999)。1973年Major从哈佛大学毕业，其博士毕业论文即是“Top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 Four of the Huai-nan-Tzu”，但没有提供《淮南子》第四篇的译文。1993年，Major在其代表作中为深入论述汉初道家思想核心概念之“天”和“地”，自行翻译了《淮南子》的第三、四、五篇，其本人对《淮南子》翻译即始于此。随之，以梅杰为首的一些学者志同道合地聚在一起，开了几次小规模的研讨会后组建了较为稳定的翻译团队，初步拟定把《淮南子》全部译成英文，但真正着手则在1995年，后经过15载的协作及努力终得正果。 桂思卓(Sarah A. Queen)：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历史学教授，相关代表作有学术专著From Chronicle to Canon：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1996)和论文“The Creation and Domestication of the Techniques of Lao-Zhuang： Anecdotal Narrative and Ph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 in Huainanzi 12”(2008);另，与梅杰合译的The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春秋繁露》(董仲舒著)，宣扬“天人合人”、“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旨在促成西汉统一中央集权的发展。
有望在2015年11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安德鲁・迈耶(Andrew Seth Meyer)：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历史学助理教授，其博士论文是“The Correct Meaning of the Five Classics an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Tang”(1999)，相关代表作有学术论文“The Sunzi bingfa as History and Theory”(2003)和译著The Dao of the Military： Liu An’s Art of War(2012，由John S. Major作序)，目前正在撰写有关我国战国时期的著作To Rule All Under Heaven并和罗浩合译The Wenzi《文字》，传为老子学生文子所著，与《老子》、《庄子》和《列子》并称为道教四部经典。。
罗浩(Harold D. Roth)：美国常青藤联盟名校布朗大学教授，专攻宗教学和东亚研究，撰有4本著作和40余篇学术论文，相关代表性著作有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1981)、Original Tao： Inward Training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aoist Mysticism(1999)和Daoist Identity： Cosmology， Lineage， and Ritual(2003，与Livia Kohn合著)。
综合上述主要成员的学术背景和经历，颇值翻译典籍时借鉴的有以下三点：(1)典籍翻译如果采取顺译的方式，译者最好在相关领域有一定造诣--这也是逆译的优势。此次《淮南子》的四位主要译者均来自美国高校，其中三位是资深教授，一位是助理教授，对中国秦汉前后的思想文化史乃至《淮南子》都有较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顺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正确理解。这在在翻译言简意丰的典籍时尤显重要。(2)典籍翻译如果采取合作翻译方式，译者团队主要成员最好要有共同的学术志趣和相互合作的学术经历。上述四位译者有着研究及翻译《淮南子》的共同志趣，而且在相关学术研究乃至翻译活动中时常合作，如梅杰和卓思桂在翻译或编著时常有合作，迈耶和罗浩也在合作翻译The Wenzi。这有助于保证翻译团队成员间的良好沟通和成功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和译本质量的相对提高。(3)典籍译本得精雕细琢，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完善。中国传统典籍往往言简意丰，历经各朝各代完善而渐趋完美，其译文非经精雕细琢不足以与原文相媲美。另一方面，除《论语》等少数外的大多数汉语典籍在国外流传有限，且其叙述内容及形式因年代久远而相对陌生，是故译本为赢得外语读者就需要为其有效阅读提供必需的译文外信息，从而使得典籍译本实现其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此次四位主要译者外加两位助手，“每年都在布朗大学会面三至五次，以便阅读和探讨初稿……对于翻译初稿及每轮修改稿，每每都由翻译团队每位成员进行阅读和评论。在这个意义上，每篇译文及其导言、译著序言和附录都是整个团队的成果。”[8]33-34――就这样始终如一地合作奋斗15载，不可不谓精雕细琢。
(二) 翻译准则方法颇值借鉴
翻译是“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理解的、宽泛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概念”[10]246，对于翻译准则的理解也就更加难以统一，甚至翻译准则本身还有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等不同表述。不过，据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11]1601，标准即“衡量事物的准则”[11]85，而准则又回指“言论、行动等所依据的原则”[11]1717。可见原则、准则与标准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是故翻译原则、翻译准则与翻译标准也就大同小异了�D�D为统一起见，行文通篇选用翻译准则。事实上综观对翻译准则的经典表述，无论是英国的坎贝尔(George Campbell)、泰特勒(Alexander F. Tytler)还是中国的严复、孙致礼，几乎都是英雄所见略同，最基本准则无外乎“忠实”、“通顺”而已。所谓“忠实”，不仅指“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还包括“保持原作的风格”[12]9;所谓“通顺”，主要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合乎规范”[12]10。然而，具体到特定文本的翻译，如何确保译文“忠实”和“通顺”远比泛泛而论“忠实”和“通顺”要重要的多。这就要牵涉到相应的具体方法，故而把翻译准则和方法放在一起�D�D形而上的视角强调的是翻译准则，形而下则强调翻译方法。
《淮南子》是集秦汉思想文化之大成的重要典籍，洋洋洒洒十余万言的文言，即便是当代中国人习之亦不无困难，更何况是外邦人首次译之?梅杰等人采取团队合作的方式，前后历时15载之久――在这个长期合作的过程中，遵循能够起统摄作用的翻译准则方法就显得至为关键。合作之初为了确保翻译工作持续、有效地健康开展，翻译团队就拟定了较为周详的三条准则方法;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又增拟了两条，一并简列如下： 1.译文要完整并尽可能地准确，务求所有汉文被译、不增不改。
2.译文要使用标准、可读性强的英语，不得使用专业术语或晦涩词语，不得搬用生硬语句。
3.译文要保存汉语原文的重要特征，诸如骈文、韵文和箴言式特征。
4.我们要识别并特别注意那些使得某些篇章与众不同的形式特征，并用来指导评判文本的修辞策略和哲学意义。
5.我们要尽可能地设法使用原文术语去理解文本，如原著后记(第21篇，“要略”)在各篇总结及其它部分所用之术语[8]33。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第一条要求译文“完整并尽可能地准确”，说的是翻译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第三条要求译文“保存汉语原文的重要特征”，实是要求翻译忠实于原作的风格特征。这两条合在一起就是翻译的首要准则，即“忠实”抑或“信”。第二条要求译文“使用标准、可读性强的英语”，目的是使译文语言合乎规范、通顺易懂，实是另一条翻译准则，即“通顺”或“达”。进而言之，前三条可视为主要的翻译准则，后两条则是为确保前两条而采用的具体方法。当然，在前三条的表述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具体方法，尤其是各自的后半部分表述。如，第一条后半部分，“所有汉文被译”可确保译文不断章取义，“不增不改”可确保译文不被扭曲，对前、后者的全面遵守就可在整体上确保译文在思想内容上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D�D在某种程度上两者都可视为是确保译文忠实于原作思想内容的具体方法。再如，第二条后半部分，“不得使用专业术语或晦涩词语”可确保译文语言上通顺易懂，“不得搬用生硬语句”可确保译文句法上合乎译语规范，这些具体方法合在一起就能最大程度地确保译文通顺易懂且合乎规范。这对于典籍翻译来说同样重要，因为典籍往往是学术派别的代表作乃至开山作品，拥有自身的术语体系和学术规范，使用晦涩词语或搬用生硬语句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扰对典籍的准确理解。就此而言，《淮南子》译本的流畅语言及其后的三个相关术语的详细附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三) 翻译特色值得玩味
翻译团队成员都是中国秦、汉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专家，在典籍翻译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加上《淮南子》研究及翻译专家约翰・梅杰的出色领衔和组织，使得顺译本“为《淮南子》赢得广泛认可，成为原本意义上的开创性典籍”[13]438。译本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较为准确、译语通俗易懂以及译本相对纯正;限于篇幅，此处仅举一例以期初步描绘出《淮南子》顺译成功的特色：
As for the Way：
It covers Heaven and upholds Earth.
It extends the four directions
and divides the eight end points.
So high， it cannot be reached.
So deep， it cannot be fathomed.
It embraces and enfolds Heaven and Earth.
It endows and bestows the Formless.
Flowing along like a wellspring， bubbling up like a font，
It is empty but gradually becomes full.
Roiling and boiling，
It is murky but gradually becomes clear.
Therefore，
Pile it up vertically： it fills all within Heaven and Earth.
Stretch it out horizontally： it encompasses all within the Four Seas.
Unwind it limitlessly： it is without distinction between dawn and dusk.
Roll it out： it expands to the six coordinates1.
Roll it up： it does make a handful.
It is constrained but able to extend.
It is dark but able to brighten.
It is supple but able to strengthen.
It is pliant but able to become firm.
It stretches out the four binding cords2 and restrains yin and yang.
It suspends the cosmic rafters and displays the Three Luminaries.
Intensely saturating and soaking，
Intensely subtle and minute.
Mountains are high because of it.
Abysses are deep because of it.
Beasts can run because of it.
Birds can fly because of it.
The sun and moon are bright because of it. The stars and timekeepers move because of it.
Qilins wander freely because of it.
Phoenixes soar because of it. [8]48-49
1. Liu he六合; that is， the three dimensions： up-down， front-back， left-right. See 4.1.
2. The four binding cords ( si wei四�S) are the “corners” of the compass-circle： northeast， southeast，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See 3.10.
上述译例是《淮南子》第一篇《原道训》第一节对“道”的描述。众所周知，“道”是《淮南子》编撰的起点也是终点，抑或其宗旨就是在寻“道”，而要用一小节的文字对“道”进行开篇描述，其难度可想而知。译者指出，英译本的对照原文是刘殿爵的《淮南子索引》，故而寻来列出，以便分析：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源流泉�拢�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队诹�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穑�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14]1。
(1) 译文较为准确。古代典籍往往言简意丰，加之以文言的形式呈现，使得翻译往往出现不忠实的情况。以上文“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为例，在汉语中常言四面八方，故而该句极可能被理解为“道覆天载地，通向四面八方”，故被误译为“Tao supports Heaven， carries Earth， extends into all the four directions， and extend to the remotest areas in all eight directions.”[9]3。如若进一步深究就会发现，“柝”在古汉语言文化里用作动词时，一是通“拓”，有“拓展、延伸”意，二是“判、分开”的意思。《淮南子》把“道”视为形而上的最高哲学范畴，具有终极意义。若把“廓四方，柝八极”理解为“拓展延伸至四面八方”，则可推定“四面八方”先先存在，岂在“道”之下?相反，从行文及其对“道”的描述来看，“道”覆天载地，“覆”与“载”一正一反以示道的终极性，那么“廓”与“柝”也应是一正一反，而且“道”分“八极”，恰好能说明“道”的终极性和超越性。是故，本译文“It covers Heaven and upholds Earth./ It extends the four directions/ and divides the eight end points.”总的来说，要相对准确可信一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逆译未必不忠实可信。
(2) 译语通俗易懂。译语通过颇具特色的排版让人一目了然，“As for the Way：”意在表明整段文字是在说“道”;下文分为两部分，以“Therefore”为标志，前半部分是在描述“道”的形貌，后半部分是在叙说“道”的功能。整节文字虽气势磅礴，却以简单句为主;即便是简单句，成对的平行结构也使得阅读拥有充足的上下文语境，如“Flowing along like a wellspring， bubbling up like a font，/ It is empty but gradually becomes full./ Roiling and boiling，/ It is murky but gradually becomes clear.”另一方面，译文除了“the Way”、“Heaven”、“Earth”和“yin and yang”等外，尽可能地减少了相关术语的使用，如“六合”和“四维”都是与中国古代传统文相关的典型术语，及至现代已经很少用了，译本就采用了普通词汇加注释的方式来处理，为现代英语读者降低了阅读难度。
(3) 译本相对纯正。如前文所涉，译者达成的一条翻译准则就是“要保存汉语原文的重要特征，诸如骈文、韵文和箴言式特征”[8]33，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在译本中保留典籍的纯正原味。《淮南子》二十一篇大多是以事喻理的文章，措辞上多用三字、四字短语，结构上多用平行句式，陈述起来层层渲染，整体上给人以辞藻华丽、节奏铿锵、说理明晰、语势夺人之感，颇具汉赋色彩。这段译文，尽可能地按照《淮南子索引》的句读标点，每一小句即排成一行，再经过译者的精心措辞和润色，字里行间弥漫着汉赋的散、骈原味，现以“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的译文为例：(1)译文“It extends the four directions and divides the eight end points.”被拆成两行，与原文“廓四方，柝八极”颇为神似;(2)“So high， it cannot be reached./ So deep， it cannot be fathomed.”结构平行对等，同时兼有强调和押韵的意味;(3)“It embraces and enfolds Heaven and Earth./ It endows and bestows the Formless.”虽无韵脚亦能给人音步般的诗歌享受，不但句式平行，即便句内亦闪烁着渲染和华丽的身影，如“embraces and enfolds”是句内平行结构，且嵌有头韵，“endows and bestows”亦是句内平行结构，且富有尾韵，而且“endows”和“bestows”属于近义渲染，给人以原文般的华丽之感。 三、 结语：逆译需要与合作结伴
理论上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进行两种活动，即理解和表达。这两种活动直接决定着翻译质量之高低。通常情况下译者顺译时长于表达而疏于理解，相应地逆译时长于理解而疏于表达，两者各有千秋。于是最好在顺译和逆译之间寻找第三种模式“合译”，此处特指由外语能力达到母语水平之译者或由本国译者与外国译者合作进行翻译。然而现实生活中“具有完美双向语言能力的人很少”[4]57，另一方面在合作翻译过程中归根结底终由一方拿主导意见，使得所谓“合译”要么倒向顺译要么倒向逆译，完全意义上的“合译”亦很少见到。例如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A Dream of Red Mansions，杨先生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夫妻之间的真诚合作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相对于霍克斯所译The Story of the Stone，仍属典型的逆译。在国内杨译本倍受推崇，霍译本屡遭诘难。但是在海外则是另一番天地，据江帆博士调查，“杨译本在那边是遭到冷遇的，而且英美学界对霍译本的认同远远超过了杨译本”[15]48
。此处引用，并不是要否认杨先生译介中国典籍文化的丰功伟绩，而是要反省典籍逆译现状。在中国文化谋求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典籍逆译需要进一步寻求更深层面的合作：(1)逆译占主导的具体翻译活动中，国人需要适当限制自我主导意识，放下身段与其合作者加强互信，从而确保译本的可读性，进而拥有较广的受众面。(2)逆译占主体的译介工程活动中，所涉部门可以想方设法去调动一些以汉文见长的外国学者，从而整体上确保顺译的参与度，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丝路书香工程”能否单例一部分专门向外国合格译者招标，或向中外合译者共同招标?(3)逆译需要联手外国出版机构、大众传媒和评论人士等展开深入合作，争取国外有人愿意出版、有人愿意刊载、有人愿意评论，进而激发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确保中国文化有效传播开来，便于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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